（一）金融发展理论研究

在科学技术的全力推动下，经济全球化既能催生一大批服务业，又需要给予支撑。在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的众多动力引擎中，金融业已成为高端服务业的重要支柱和重要组成部分。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依托金融改革创新来加快推动。

宏观层面，金融发展理论中出现了“供给导向”与“需求导向”理论（Patrick，1996），其实质就是实践中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King and Levine（1993）、Rousseau and Wachtel（1998，2000）等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时序模型等实证分析，明确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理。Rajan and Zingales（1998）、Demirguc-kunt and Maksimovic（1998）、Wurgler（2000）、Fisman and Love（2003）等从产业和微观层面验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Ndikumana（2003）认为金融中介会影响国内投资。Arjana et al（2009）以欧洲宏观数据和工业数据为例，利用门槛模型验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在欠发达的欧洲国家，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更显著的影响。Anwar and Nguyen（2011）发现高比例的信贷能加速经济增长。

目前研究高端服务业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的国内学者不多。吴明理（2007）从服务业分类的角度，对需要重点进行金融扶持的具体行业进行了总结，但没有提出具体的金融支持措施。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课题组（2008）研究了武汉城市圈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并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任少军（2008）以陕北地区为例，研究了西部资源型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陈聪（2008）认为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存在相互影响，中国的增长模式应从以工业经济为主向以服务经济为主转变。刘贵生（2009）分析了陕西省金融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何志强等（2010）分析了海南省服务业的发展现状，指出了金融支持方面的不足。尹优平（2011）以山西省为例分析了金融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王玉凯、崔崇秀（2012）针对黑龙江省服务业发展现状，指出金融对服务业有相当大的导向支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刘佩谦、池敏（2014）提出通过发挥金融资本配置功能加快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张岭、张胜（2015）从创新驱动角度分析了金融支持体系作用机制和强化金融服务功能的意义。马军伟、王剑华（2016）以江苏省为例分析了金融支持新兴产业的综合效率。

（二）金融服务创新

Barras（1986）针对服务创新的地位提出了质疑，他在对金融等行业的实证中发现服务创新未必属于产品创新，特别是在服务业中服务创新才是主导。由于实践中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往往难以拆分，因此金融服务创新的概念逐渐包括了产品创新的内容（Easingwood，1986；Easingwood and Mahajan，1989；Cooper and de Brentani，1991；de Brentani，1993）。Drew（1995）指出金融业务主要是指金融服务产品。在King and Levine（1993）研究数据所涵盖的30多年间，金融发展的差距导致的人均GDP差距占国家间总的人均GDP差距的五分之一，增长最快与增长最慢的国家人均GDP相差约5个百分点。为了使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外界的威胁和机会、组织和战略，企业可以使用模块化设计原理来提供服务（Sanchez and Mahoney，1996）。这就要求金融服务企业完善服务创新模式，尝试将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和降低成本结合起来考虑以提供服务，在实现服务产品标准化的同时，通过产品模块组合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创新（Sundbo，1994）。Chancellor（1999）对金融创新概念的总结为“如同商业中其他部分的创新异化的过程”。Moel and Tufano（1999）把金融创新看作创造及推广一种金融工具或金融技术、机构及市场。金融企业与客户之间是战略伙伴关系，客户关系管理机制的建立可以活化这种关系，并有可能由所有参与方共同合作创新（Smits，2002）。Consoli（2005）通过对英国银行业结构变化过程的演化特征研究，发现零售金融服务创新可以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来分析，并在ICT的支持下呈现分布式创新的特征。隋菱歌（2016）指出，智慧化技术的创新发展能够促进金融服务业向智慧化的转型发展。(www.daowen.com)

（三）金融服务业集聚

Odell（1992）、Martin（1999）指出美国金融体系在全国范围基本表现为分散化的特征。从相关文献来看，金融服务业在大城市表现出集群的趋势（Davies，1990；Roberts et al.，2000）。意大利的绝大部分银行属于地方性的（Lane，1994；Allassandrini and Zazzaro，1999）。Pandit et al.（2001）分析了金融服务企业的集群效果。Naresh and Gary（2001）分析了金融服务产业集聚化发展的机理，认为集聚化发展有利于获得专业化劳动力和金融服务企业的支持性服务（供给角度），金融服务企业选址于著名的服务业集聚地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声誉和降低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需求角度）。Ruding（2002）指出：“信息技术、放松管制和自由化的影响已经永远改变并在不断重新塑造着金融服务领域，而且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下去。”Pandit and Cook（2003）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产业在英国表现为高度不平衡，伦敦金融行业主要集聚在金融城和Canary Whart（伦敦另一个CBD道克兰所在的区）。刘恒怡（2014）通过实证分析证明，金融服务业在中国东部和中西部的金融程度和集聚态势非常明显。梁琳、李勇（2015）通过运用中国城市数据的分层模型证明，中国金融服务业集聚主要出现在产业多样化的大城市，各城市集聚程度有较大差异。

（四）实证金融

宏观层面，King and Levine（1993）、Rousseau and Wachtel（1998，2000）等，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时序模型等的实证分析，明确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理。Demirguc-Kunt and Maksimovic（1996）使用30个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1980—1991年数据，从实证上分析了股票市场发展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Wurgler（2000）、Demirguc-Kunt and Maksimovic（1998）从产业和微观层面验证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Fisman and Love（2001）使用企业层次的数据来检验金融发展是否使融资约束得以放松。Carlin and Mayer（2001）利用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市场主导性金融系统依赖于信息披露的质量，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门槛”后确实可以影响一国的产业结构。Antzoulatos et al.（2011）等人在研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问题，发现从长期来看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关联。Eichengreen et al.（2011）运用面板回归结果表明资本账户自由化只有在一国较为发达的金融系统条件下才会对该国制造产业带来积极效应。Abbott（2013）运用DEA模型实证分析澳大利亚的金融系统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表明金融体系的创新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李媛媛、金浩等（2015）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证明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促进作用。彭继增、方仙美（2016）通过对中国31个省（区、市）2004—2013年的面板数据衡量金融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