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组织惯例和本地化制度的重要性，有助于综合新经济地理学的制度和演进方法。为分析制度安排对产业转移和发展的影响路径，本书主要从分工和集聚角度，以及灰色关联度来衡量制度变量与产业变量的关系。从制度影响产业的趋同方面来看，同质性、异质性的内部差异依然存在，需要重视邻近锁定、邻近负效应、时间相关等问题。（1）在区域产业分工时，权衡各种形式的邻近，不选择极端邻近的情况，寻找到一个建立平衡的方法很重要。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区域内产业结构的趋同现象，这放在更大区域背景下就成了“重复建设”，相悖于更大范围内的产业合理布局和分工协作。既不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又无法使资源在大范围内合理高效的配置和利用，产业结构趋同抑制了区域整体联动效应，降低了整体竞争力和经济效益。（2）应该说只有低水平的结构趋同才可能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需要“顶层设计”来创新制度环境，促进产业“双向转移与集聚”，吸引先进制造业在本国集聚的同时，又激励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推动制造业及其相关行业在某些地区集聚，利用空间差异性促进本国产业的升级。（3）从制度变迁对产业影响的时间相关性来看，邻近类型（或距离）取决于制度创新所处的阶段，初期阶段由于地区或行为主体吸收能力有限，需要高频率互动，对面对面交流的需求更为强烈。随着制度扩散，创新普遍被接受，这种需求逐渐减弱，在后期当创新基本融入地区或企业现实生产力时，面对面交流的需求就微乎其微，甚至逆转，出现邻近锁定或负效应。（4）产业集聚与产业空间扩散并存，这是技术动态创新的结果，也是多维邻近均衡和制度多层次均衡的结果。由此，地理空间上的表现不一定是省份间的产业转移，也可能是地域内部产业转移现象，在更大的空间尺度甚至表现为没有发生区际产业转移。目前来看，产业集聚优势仍然强于低劳动力成本。或许“一带一路”的建设能打破许多制度门槛效应，有利于挣脱产业集聚的区域锁定，促进更多的省际产业转移。（5）需要重新考虑中小企业和FDI的贡献问题。一般认为，改革开放40年中FDI是技术、知识和制度溢出的关键因素。考虑到扩散对利益相关者的成本，国有企业采用创新的激励可能不足。本研究还证实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才是主要的“制度知识”溢出贡献者和吸收者，FDI的贡献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近年来一些研究显示甚至出现负溢出（排除其他隐性的观念改变等之外）。由于没有区分共同冲击和真实高尔顿问题，全球化趋势（共同冲击）导致的溢出被错配给FDI，导致模型系数被高估。当然，不排除部分间接的或非经济类型的贡献无法体现在设定的经济指标中，故无法准确衡量。另外，在制度变量比选中，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等指标首先被排除，故考虑相应的制度调整，不是简单地通过投资扩大内需，而是通过改善制度环境、在就业与创新两方面扶持中小企业、帮助企业走出去。有必要激发内生活力和每一个个体的创造性，推动整体开放生态的塑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是一个改革。”（马化腾，等，2015）(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