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新界定空间近邻效应，理解辐射的范围、强度、方向

不同维度的邻近构成的复合邻近模型能阐释制度变迁或政策创新的发生和多方位多角度的扩散。本书定义“空间近邻效应”为：由于区域独特性和共性导致邻近区域内各种经济活动之间或各区域空间（相对）位置关系对其相互联系所产生的影响。其具体称为外部性的溢出在空间距离（地理距离、经济距离、社会距离、技术距离）上的衰减，尤其符合地理第二定律。正负空间近邻效应可以解释产业同构与异构的原因。（1）通过空间相关Moran I变化情况和威尔逊模型以及非参数方法的验证，发现制度最强辐射范围在510 km～875 km。似乎意味着过远的距离和（或）过大的制度差异，都不利于制度扩散。辐射强度的倒钟形结构和样条相关图显示的是空间效应随着距离衰减的变异性特征。（2）空间模型不同权重的莫兰指数都很显著。其中，地理邻近仍是中国制度溢出的主要形式，并且中心—外围等级扩散对制度内生化效果最显著。其次是技术邻近和组织邻近空间溢出效应系数，说明微观企业或组织角度的邻近对于制度溢出具有重要作用，但过于频繁的组织邻近也可能发生负相关，而非正式制度邻近对制度扩散并不是最重要的。（3）本书所谓辐射方向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指空间集聚地图中体现的制度变量年度动态变化指向，第二个指空间正相关或负相关问题。部分制度变量（如非国有工业增加值比重）热点地区集中在东南沿海省份，另有部分制度变量（如非国有从业比重）热点地区集中在中部地区。运用个别空间权重分析时，出现负空间自相关的情况。可能的原因包括存在激烈竞争，或相似度过高，也有可能原高度集聚区周围的省份发展较快，或者一些地区高度正相关，而平均水平偏低。通过这些内容反映单元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度、不对称性和方向性特征。

（二）重新认识制度扩散的微观机制，理解空间近邻效应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扩散是一个选择过程，整个制度扩散过程要取得成功，必须进行一系列政治、教育和社会层面的发展。一项重要的地方政府管理创新，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地方事务和细化小规模发展计划。（1）扩散变量即空间权重矩阵W，它表示各主体在空间的相互邻近关系，是近邻效应分析的微观基础。根据多维邻近的分析对应微观机制对空间权重进行分类，并将归纳出的6类13种权重分别进行模型比较，最后组合成一个综合权重进行具体分析，试图用空间权重来体现异质性。（2）针对学界目前对知识流的理解及其与区域创新模式、空间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仍需作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分析。需要新思路深入分析知识和创新的扩散过程，在实证研究本区域和区域间知识交流中，关注社会行为主体和知识网络作为传输通道的重要性。当然，不是简单认识本地知识扩散，而是进一步研究通过区域合作获取知识的机制，分析跨区域知识流如何增加主体的合作质量方面。（3）隐性知识经由地理邻近得以传播，但其并非唯一途径；另外，信息科技的发展，使其可能长距离传播某些隐性知识。因此，研究制度变迁，需要对这些组织内在的规律特点有深入透彻的认识（Kenneth Arrow，1974）。

（三）重新认识制度同质性与异质性的关系，理解它们是一个动态平衡过程

由于存在多维邻近，本书理解扩散结果实际上就是同质性与异质性的平衡，是邻近与创新的平衡。分别讨论几个层面的扩散机制评估邻近如何影响制度变迁，本书的动态平衡过程涉及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结合知识网络和制度变迁，邻近本身也具有了双重动态变化，包括各维度邻近本身的动态过程和多维邻近之间的均衡动态过程。第二个方面是同质性、异质性可能存在的最佳空间距离，主要体现在空间辐射最佳距离，该结论也是本书分析的基础。第三个方面是空间俱乐部收敛中的省份各制度变量趋同趋异的动态变化。第四个方面是各省份间产业趋同趋异的动态平衡，体现在各地域分工与集聚中。按照藤田昌久（2012）的说法，由于多种语言和空间等阻碍交流，各地区发展出本土文化和知识。但在知识创新的合作过程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们多样性的知识构成，它对人类社会长期的知识创造是重要的，那么这种沟通壁垒对整个世界知识长期发展的净影响可能是积极的。“如果一切都发生在同一时间，就没有发展。如果一切都存在于同一个地方可能没有特殊性。空间使得特殊性存在，然后在时间上展开。因为不是所有事物都一样；不是都只发生一次；因为我们的世界是受限制的，每一个个体、人们和作为整体的人类，我们才可能经历一切。通过限制，空间创造和保护了我们，特别是我们存在的价值。”（Fujita，2012）因为异质性存在的价值，尤其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地域差异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故在具有广泛地域差异的中国，同质性与异质性这一个动态平衡过程仍将持续，并且具有重要意义，而不能简单地否定“重复建设”。(www.daowen.com)

（四）理解不同制度内部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平衡关系

制度之间因扩散而趋同，地域之间因扩散而可能使空间俱乐部趋同。空间自回归模型还揭示制度变量的变化受其自身和其他变量过去行为的影响，仅距离因素并不完全显示对制度扩散的影响。这一结果，加上其他显著性的区域变量，扩散并不是纯粹全球一体化意义的传播，而是可能从一个区域传播到另一个区域。总体而言，实证结果验证所有共同决定制度扩散速度的企业、行业、国家的具体因素，都影响企业战略决策。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在各地每一个主要制度和政策领域，外部因素都影响内部选择，了解制度扩散对于更好地理解制度变化和政策宣传都非常重要。因此，各地区应当加强区域协同，构建创新联动发展战略。在世界各地各个层面，政策制定者都发现自己处在志同道合的领导者网络之中，专业协会和专家则通过最佳实践报告、研讨会、工作场所促进制度扩散。通过社会学习，“制度场”中各种交错的制度也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因时因地成为主要影响因素。“各种制度彼此之间共同均衡、耦合发展，才会实现更多潜在的制度变迁收益，才会不断接近帕累托最优状态，最终促进中国经济更快更好地增长。”

（五）重新考虑政策影响与共同冲击问题

区分共同冲击和“高尔顿问题”，核密度函数估计的收敛或发散年度动态变化，以及NEG模型模拟结果都发现政策的时间节点与制度变迁存在相关性。共同冲击与全球化有关，证实了“招商引资和区域竞争战略极大地调动了国内外各种资源的充分涌流，并向中国汇集……大范围的交往、互动与多方面的示范、模仿、溢出效应，有力促进了中国的就业、产业技术管理进步与市场晋级，带来了新视野、新经验、新规则和新理念，深远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特别是年轻人。这一切，必将成为中国进一步现代化与变革的新养分、新土壤”。同时按“意见领袖”的思路会发现，影响政府决策更多的是专家评论、社会舆论（与新闻周期同步），导致制约政府决策周期的不是市场周期、经济周期，而是新闻周期。另外，政策周期超越经济周期之后，由于市场被绑架，经济社会大起大落，更多资源被浪费、环境被污染，危机的危害程度可能被放大、持续时间被延长（陈志武，2012），因此需要把住政府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