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不仅仅是地理（Beck，2006）”，那么托布勒定律中的邻近就可以有替代内容，单位间相互依赖的路径也变得具有可操作性，远远超过简单的地理距离和边界相邻。目前，空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实证分析主要限于应用经济学专业（城市/区域、房地产、环境经济学）、社会学（网络分析）、政策在区域（或国家）政府间的扩散等某一领域。本书综合相关内容，特别关注制度在区域层面的空间依赖性。一系列检验方法用于探讨是否有某种形式的空间相关性体现在残差中，这些实证模型反过来提示空间相关性的可能来源，并凸显实证研究相互依赖的基本挑战，即对共同外部条件或具体单位/国内条件的有关反应很难与相互依赖区分（“高尔顿问题”）。对比空间相关性的三种可能来源：具体单位相关、外源—外部相关和真正的相互依赖，第三种是“高尔顿问题”的本质。在文献中扩散（diffusion）和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的概念并不总是有很明显的区别。扩散有许多发生机制，但空间扩散可能发生在任何其他单位的产出对该单位没有直接影响的情况下，可能通过该单位所接触的国内或外部的空间相关性而进行。单位间的直接接触（包括个体和机构）对于许多扩散是必要的，区分这些可能性是“高尔顿问题”的实质。

全球化是通过社会、政治和经济变化重塑现代社会背后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全球化思想转型开始于1978年，“经济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地方政府有权控制资源增加的比例，城市政策的导向是商业发展优先，可在西部看到类似的情况”（Wu，2001），因此出现趋同的现象。当然资本流动和贸易一体化结合地域特色可能刺激政策与制度特殊化，这意味着持续的福利、税收、价值观等制度变化发散，而不是收敛，即内部原因导致发散而非相互依赖的收敛（Mosher，Franzese，2002）。在中国社会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区域和城市的不平衡水平提高（Halsall，Cook，2013），这样又存在趋异现象。空间相关性的随机出现和地域系统成分两者都意味着不同的空间动态，各种实证研究也提供了证据，例如S形的政策采纳过程或时间固定效应或地区虚拟变量。各种空间相关性的检验方法至少能提供一些选择，判断宾语可能的来源。有关空间依赖的非均质模式的大量文献，提供了空间矩阵元素的数据来源。如一些矩阵反映单位间的经济关系、合作伙伴关系（组织、语言或文化群体等），体现地理（共享边界）或欧氏距离，反映战略合作和竞争关系。本书借鉴这些内容，从多维邻近角度出发，构建多重空间权重，纳入时空因素和考虑共同冲击以分析地区固定随机效应模型，说明如何估计空间效应和俱乐部收敛，以及判断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动态变化，用集聚模型模拟长期稳定效应，并将得出的一系列结论，与现有文献研究结果存在的一致性和异常性进行评判。(www.daowen.com)

从制度变迁的三个空间过程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在任何区域，各种界定的制度（变量）在社会结构中彼此共存，而且各种制度间是通过个体互动来联系的，联系机制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经济或非经济因素，以及项目合作或人员流动。制度间的联系和多样性影响区域间的学习和知识交流，这有利于达成集体利益。检验的结果显示可能导致制度趋同，但这种扩散效应是有范围限制的，并且不排除等级扩散和过度竞争的情况。模拟的结果则显示，各区域有不同的制度初始条件和经济增长速度，可能经历持续的或突发的制度变迁，这对各区域的产业结构或产业的空间集聚形态具有决定作用，并进一步影响后续的演化进程。因此，本书第三章具体呈现的“制度演变—时空耦合—产业发展”分析框架，基本符合中国现状以及解释了近20年来的空间演变趋势，在本章第二节着重介绍本书对制度条件的重新认识，亦即对第一章提到的和第三章强调的互动规则以及潜在因果关系的重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