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聚集在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外部经济，主要来自企业相互接触和接近时产生的正溢出效应。创新（新的组合）不是孤立事件，并且不是时间上均匀分布的，因为有一批“敏感”企业追随创新企业，“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地出现”（熊彼特，1990）。创新也不均匀分布于整个系统，而倾向集中于某些部门及其邻近部门。创新及扩散促使关联的部门、产业和企业形成集群或企业网络化成长。创新是各主体、创新要素在交互作用下，通过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共同演进的结果。如果本地化的知识溢出是重要的，新企业会通过彼此邻近和靠近知识来源以获得外部性。集聚经济一般是指正外部性、与经济活动的区域集中相联系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及相联系的生产机构选择同区位（Smith，Florida，1994）。就外部性在集聚中的作用而言，Krugman（1991）在市场规模效应方面强调源于外部规模经济和内部规模经济的“金钱外部性”，即源于需求和供应的市场不完善的外部性（Scitovsky，1954）。一般知识累积（学习）是产生社会外部性的一种形式（Romer，1986），空间邻近的主体间相互作用和学习是新增长模型中溢出效应的重要来源（Lucas，1988），进一步整合内生增长和产业区位选择特征，或结合中心—外围模型与罗默内生增长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产业集聚通过局部溢出效应刺激经济的增长（Fujita，Thisse，2003）。藤田昌久（Fujita）和Berliant（2008）还构建了两人和两区域的知识创造和溢出模型来解释知识联系是如何导致产业集聚的。产业集聚促进创新，企业的创新来源于企业间、企业与用户之间的互动，这是知识技术外溢性的体现。产业的空间聚集效率可通过知识外溢、技术外溢或是货币的外部性提高，进一步引导产业集聚在一个区域空间。产业集聚有一个最佳规模，企业太少、集聚规模太小不能产生最佳效果；集聚企业太多可能降低集聚区的整体效应（E.Hoover，1948）。空间邻近企业的激烈竞争也会导致负外部性（Sorenson，Audia，2000）。区别集聚效应和本地组织间联系的分析表明，城市化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有负面影响，而本地化经济通常有积极的影响。最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区位是，同一部门企业高集聚与一般企业高集聚的相邻近的地区（J.Knoben，2009）。

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但在中国的情况却有些特殊。“重复投资虽然导致了有形资本的浪费，但它对生产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工人技术的提高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重复投资可以称得上是社会学习的一个有效机制，能迅速地将工业化传播到以农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中。”（科斯，王宁，2013）特定区域内形成的产业特定性知识、技术工匠、特质劳动力、产业氛围等要素，可以说是产业区兴起的历史起点，但由于低流动特性导致很难扩散，经过内生演化和积累，形成了空间集聚状态（金祥荣、朱希伟，2002）。“C-P-I”模型强调包含制度和政府政策在集聚过程中的作用，以外部性成本形式进入空间集聚模型的制度变迁与政府行为对经济集聚（扩散）具有明显渗透效应（文雁兵，张旭昆，2011）。产业集聚通过创新和溢出效应，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了新兴产业成长（尹中升，孟祺，2011）。在早期集聚效应提升产业结构，随后拥塞效应占据主导，两种效应在产业发展不同时期可能处于不同的均衡状态（张诚，韩帅，2013）。创新和知识溢出趋于集中化（宁钟，2005），引入空间经济因素的技术追赶模型后显示，后发地区拥有吸收能力并与领先地区的知识差距不太可能是实现技术追赶的先决条件。“技术池”和“吸收能力”是长三角区域知识溢出效应的两个重要途径（张宗庆，张寅，2012）。因此要根据区域禀赋和不同位势，采取差别化和有层次的产业发展政策，稳步推进各地区的产业集聚。增强地区间合作和交流，以提高知识溢出效应，从而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杨志学，2012）。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发现地区产业集聚受周边省份相关产业转移的影响（唐运舒，2014）。生产性服务业FDI也同时有空间正相关和负相关（分散）的分布特征，并以空间集聚更为明显（矫萍，2015）。(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