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作为产业联系演化的分析单元特别恰当，它包括正式集体交易和非正式交易以及协议，共享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政策。当发生区域性的生产集聚，在区域层面就可能发现竞争优势，如技能、R＆D、灵活性和技术创新扩散（Perulli，1993）。马歇尔（1964）提出产业空间集聚的原因，包括路径依赖及累积因果关系，地方联系对集聚绩效的影响，将集聚的学习含义与地方环境在促进创新中的作用相联系，一切重要知识的“这些根源分布很广，随时可发出蓬勃生命的嫩芽”，三者体现了因时因地的制度因素。企业间协作、分工和相关设施共享等制度因素都是集聚因子，高级集聚阶段的三个因素：技术设备发展、劳动力组织发展、整体经济组织良好的适用性（Alfred Weber，1909）。集聚赋予思想和经验易于交流的机会，如创造性的产生在于机会暴露，企业家能力的产生在于模仿（Taylor，Le Heron，1977），并通过自身增长的累积优势，使各种活动进一步分化和专业化，并更大规模地发展。“第三意大利”的发展得益于在本地劳动力分工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外部性，以及当地社会文化背景支持下企业间的相互协作关系，“随着行为条件逐渐成熟而通过环境缓慢地调整人们的知识、价值观和取向”（Becattini，2002），MEPorter的《竞争战略》（1980）、《竞争优势》（1985）、《国家竞争力》（1990）等书中，价值观、文化、经济结构和历史都成为竞争优势产生的来源。在分析技术如何被外部经济锁定和组织结构的经济动态演变时，往往强调历史因素（路径依赖）的决定性作用（David，1994）。区域性集群很可能是报酬递增、路径依赖和区位“锁定”共同作用的结果（Arthur，1988，1990）。以克鲁格曼（1991，1995）的思路，首先由当地“偶然事件”引发集聚，然后是继起的累积因果关系，其中催化因素是规模报酬递增（马歇尔式外部经济）。运输和信息业的发展使经济空间变得“滑溜”（slippery），但仍有一些地理区位具有“黏性”，吸引经济活动在此集中（Markusen，1996）。因此，传统经济、社会和基础设施都是特殊政策，为当地竞争创建制度和环境条件（Fabio Sforzi，2002）。只要政策正确，不利的区位负面影响可以降低，如贸易自由化可引起集聚与高速的增长。将政府部门引入中心—外围模型，其公共收入和支出都影响最终空间结构（Lanaspaetal.，2001），设定相同税负，部门工作效率也对空间均衡产生影响。生产和创新的地理性具有很强的相似性，由此创新（经济活动增长）可能和集聚相互促进（Martin，Ottaviano，2001）。控制制度、社会、政治等影响变量，市场和供给通路效应二者仍影响边缘地区的人均收入，暗示着距离成本起非常重要的作用（Redding，Venables，2004）。Granovetter（1985）认为不能忽视个体交易的同一性和与过去的联系，理性个体更依靠他们关系的知识，认为地方支撑网络会促进企业集聚进一步发展。需要关注“市场”联系和企业内部社会关系的作用，各级交易的发生必须经过人际关系网络连接，包括地方化的规则（制度、习俗）、社会关系（企业间的社会结构）、企业间的技术结构都是支持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Storper，1993）。生产企业集中又明显地促进更加强烈的社会互动，企业间彼此接近同样促进更加频繁和有效的社会经济交流。企业对知识溢出的利用取决于知识转移和互动学习的特殊机制，与企业自身知识存量和吸收能力有关（Lucia Cusmano，2000）。产业集群不仅仅集聚彼此间存在投入产出关系、由共同社会规范约束、相互间充满正负两种溢出效应的中小企业，跨国公司总部也在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主要源自它们获取出口信息的对称性，而这显然与地区的制度因素有关（Lovely，Rosenthal，Sharma，2005）。为规避风险，当产权和契约保护效果脆弱时，企业的数量会减少，但企业经营制度环境好的地区，企业集聚水平高（Holmes，1998）。为了可持续的增长，广泛交叉的财产权保护是关键（Acemoglu，2008）。

国内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比较多，分别在经济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进行探讨。有从生成时间、规模、部门结构、网络联系和根植性方面判定新产业区的影响因素（李小建，1997）；有从制度变迁、非正式制度、国内外投资与市场等方面探讨区域集群发展模式（史晋川等，2002）；有运用社会关系理论着重于企业或企业家网络角度研究企业集群形成与发展，协作网络关系的基础是成员间彼此信任，企业也因交易成本、稀缺资源、不确定性等因素形成网络关系。构建区域产业集聚微观机制的社会资本与区域产业集聚理论模型，分析表明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地区产业集聚程度越高（戴宏伟，丁建军，2013）。集群是企业依据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建立的组织，其结构比市场稳定，比层级组织灵活（仇保兴，1999），但由于空间经济自组织演化主要是通过市场自组织机制来进行的……在资源配置上的无效，表现为“空间失灵”，需要一种区域协调机制加以解决（陈金祥，2010）。故在分析文化积淀、区位优势和区域政府等个体效应在经济集聚的兴起和衰落的作用时，部分研究尤其强调政府作用（柴志贤，2007）。以上这些研究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即企业间的分工或协作依赖于企业主或劳动者之间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制度基础。要素成本、空间成本、交易成本、劳动力结构、知识资源、工业基础、产业关联效应、区域金融结构、地区市场潜能等都影响区域产业集聚形式和程度。把两个区域预期模型扩展到多个区域，发现历史和预期对产业集聚起主要作用（宋可，胡汉辉，2010）。国家构建产权保护、贸易、金融、投资、教育等制度“软要素”优势有重大意义，历史机遇影响着世界工业集聚中心的形成与迁移，而机遇背后必相匹配有政策或制度保障（谢里，2009）。实证研究证明FDI能增加企业数量，促进资本集聚提高专业化，进而对产业集聚产生积极效应（陈旭东，史博文，2013）。自1985年以来，FDI和对外贸易对中国产业布局和制造业在东南沿海集聚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冼国明，文东伟，2006）。FDI能驱动高技术产业群，但传统产业集群与外资的关联性并不强（熊永芳，吴莉云，2010）。将新经济地理模型框架引入地方公共品和税收的模型，以整合地方政府主体及其内生的区际竞争行为，发现中心地区公共品消费的拥挤效应将难以支撑集聚均衡。“门槛”税率与贸易开放度的“倒U形”关系显示，贸易自由度在中等水平时的区际竞争最不激烈（梁涵，2011）。实证研究也证实制造业产业聚集特征明显，且技术溢出和开放制度促进产业聚集，地方保护实则抑制产业聚集。此外产业集聚的内部规模效应逐渐减弱，外部规模效应逐渐增强（吴安波，2012）。(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