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那里，工厂就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制度形式，“手工制造业把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时，制成品各个特殊生产阶段间的空间距离就缩短了。它由一个阶段转至另一个阶段的时间缩短了，做这种转移的媒介的劳动也同样缩短了（《资本论》，1953）”。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区分了社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分工，工厂中的分工以社会分工为前提，又反过来扩大社会分工，这两种分工是互相制约的。如果把市场也作为一种制度或制度安排（DanielW.Brom ley，1989），“今天看到的制度安排，如市场、企业和政府，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们是很久以前的制度创新的结果”（盛洪，1995）。那么亚当·斯密分工理论就具有了制度性和外部性特征，“有时候是政策特征决定了市场范围，市场范围又限制了分工状态”（亚当·斯密，2009）。德姆塞茨认为，“在开始阶段，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能很小，但在现在和以后，他们的作用可能更大”。分工是一种制度性与经济组织结构性安排，牵涉个人间、组织间的关系与协调。分工演进产生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个人及组织间依存度上升以及经济组织的结构性转变（杨小凯，1994）。个体被假定要权衡内外部协调成本，“从而专业化的最优数量依赖于内部与外部协调成本之间的平衡”（Houthakker，1956）。内生分工理论认为，分工受市场容量、协调成本（交易成本）以及可获得社会一般知识水平的限制。“社会一般知识积累导致劳动分工扩大和专业知识增加……知识与劳动分工不是单向相关，而是相互决定的。”（Becker，Murphy，1992）随着内生累积的科学和其他一般社会知识存量的提高，协调成本不断降低，提高了专业化的利益，分工进一步演进。因此，提高交通与通信效率，深化区域间产业分工合作，就增加一般知识传播范围，相对扩大了市场范围，进一步促进分工，形成一个良性的“迂曲循环”。形成空间分工经济景观是由于继承了过去发展的遗产，这些遗产对当前和未来发展都施加影响（Massey，1992）。其中，触发产业或技术区位选择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事件”，即Boschma和van der Knaap（1997）描述成的一种形势（situation），打开了“区位机会窗口”。“区位机会窗口”似乎与不可预测性与不可解释混为一谈，在行业出现的早期阶段，某些类型的选择压力可能比较弱，而其他类型的选择过程是关键和强大的。该观点会低估地方经济和社会背景，在路径创建过程中的重要性（Martin，Sunley；2006）。当代创新实际结合了继承的能力、经验和许多领域的专门知识。

因空间近邻效应的作用，各区域间也存在竞争关系，重复建设经常发生，实证研究并非完全支持该结论，但基本同意早期“承载这些产业集群的各类园区基本上是以行政区划为界限，是传统的行政区经济的产物”（李清娟，2006）。其中，经济互补性、空间可达性、制度安排为三个前提条件（李秀敏，2003）。产业同构化反映出转型期的制度缺陷问题（郭茜琪，2006），各种研究区分了资源性与制度性产业结构趋同（林民书，刘名远，2012；李桢，2012），认为各地经济特征以及产业政策是产业结构趋同的主要制度性诱因，其中地方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和行政干预活动可能阻碍区域资源最优化配置。也有的研究者认为产业同构存在两阶段的产业集聚效应和恶性竞争效应交替出现（嵇尚洲，2013）。针对产业同构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或制度创新构想，包括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与组合，突出竞争的形式和过程，构建区域模块化产业结构（胡晓鹏，2007），区域合作利益补偿机制（魏澄荣，2011；林民书，2012），次区域的国际组织介入（李秀敏，2003），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建设共生共赢的区域产业集群（魏澄荣，2011），推进大都市形成基于产业链分工一体化的新型产业分工体系（魏后凯，2007）。针对具体区域提出了泛珠三角区域按照产业功能区实施合理空间定位、差异化发展、梯度转移等分工合作战略（李斌，杨丽娟，2007），以及在嵌入性制度层面加强民间交流与融合（谢宝剑，高洁儒，2015），提升中心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辐射力，形成综合与多样的产业体系（骆玲，史敦友，2015）。建立有利于长三角区域产业知识创新共享的企业知识联盟（伍华佳，2008），力求层次式多向产业体系建设，加快第二、第三级城市形成较高的产业专业化水平，产业分层融合，并归纳出长三角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模式：跨国公司内部体系主导，因本土企业生产链空间分离而导致，以外包或战略联盟等松散形式而存在（楚天骄，2011）。环渤海区域需要重视市场化、资本、技术、区位和FDI等因素，并基于区域产业链视角（全诗凡，2014），打造“核、带、轴、链”结合的产业空间布局（孙虎军，2009），以及对中部省区间制造业竞合关系演进的两极分化态势，强调区际协调发展机制（孟德友，陆玉麒，2012）。但区域间产业联动明显受经济地位及空间距离的制约，跨区域产业联动具有明显邻域空间指向性（王德利，方创琳，2010）。甚至当一体化水平提高时，中心地区可能凭借发达的产业基础率先步入升级通道使其专业化加深，而外围地区由于对产业承接的选择能力较差，一定时期内专业化反而会出现下降趋势（吕卫国，2013）。(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