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总是与社会体系的其他制度关联在一起，或者对它们造成影响，或者为它们所影响。

——［英］安东尼·吉登斯

研究中国制度与创业或发展产业的关系非常重要，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塑造企业家发挥关键作用（Djankov etal.，2006）。事件的累积特性：背景、历史、制度嵌入和机构转型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性质。改革开放前30年，在中国创业可归因于社会倡议、行动主体社会身份认同（非正式制度）和新法律框架（正式制度）的建立。当前，关于创业增长和产业发展的规则制度在中国正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正式制度和工具性价值观，原因包括与全球化相关联的一系列因素推动的相关制度产生根本变化（KshetriNir，2007）。规则制定者（如政府机构）的态度以及法律法规影响创业和产业的发展，新的价值观、规范、实践和想法首次被认可，然后被较少的行为者接受，到广泛扩散。如其他亚洲经济体，中国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市场导向政策，可导致文化特性的变化。社会行为者（如企业家）除了参与改变现有规则和法律外，也可能参与强化机制。企业在创造性地调动和利用资源的过程中编织多维的地理环境，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监管因素和力量。社会行动者和社会空间环境，影响创业的价值观、创业机会认知、实用的管理策略、经营业绩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制度变迁能促使出现新产业和成熟产业的复兴。大多数研究者不太重视组织行为者“什么时候、为什么和如何”影响制度变迁（Burns，Nielsen，2006）。制度变迁的分析需要纳入“区位机会窗口”的概念（Boschma，Lambooy，1999），其提供一种进化的框架来解释产业空间的形成。基本制度如市场、产权和司法系统是任何经济活动的前提，国家和地区缺乏这些基本制度则几乎不可能发展新兴产业。我们不期望制度的空间分布可以完全解释新产业的成长与发展。制度可能只是起间接作用，通过刺激本地化的知识溢出效应和衍生动力学（Boschma，Frenken，2003）。

制度扩散到产业层面与非经济特征（人口格局、政治结构、文化特征，其他方面：整合程度、倾向性）中其他制度因素和价值层次的“整合程度”有关，即“不久以前或目前的制度和精神条件，鼓励不同集团和地区之间的团结、合作与联合”（库兹涅茨，1988），它影响经济结构，其直接影响针对劳动分工和市场，间接影响针对负责经济增长重大问题决策的机构，“作为坚强而有效的政府所指定的中心目标，如果不用情感共享为基础，是有害于经济增长的”（库兹涅茨，1988）。布罗姆利（DW.Bromley，1996）构建的科层结构清晰地表明了制度安排对经济者的影响路径。其中政策层次的制度交易是对选择集的确定，会产生一个特定的制度安排结构，以界定操作层面（企业和家庭）商品交易将发生的领域，“可以把市场看作经济的法律基础的表现形式……今天的市场并不仅仅是以前市场的再现，而是几十年来制度变迁的产物”，改变制度安排的集体行动以及价格和收入的变化都能改变个人选择集，“通过这一选择结构，独立的经济行为者（个人、集团、企业、其他组织）之间就会出现特定的交往形式，并导致特定的结果”（库兹涅茨，1988）。此外，地区的经济绩效可能与经济活动的部门组成有关。许多研究都发现，产业结构对区域增长有影响，独立向量包括区域的农业、金融服务业和非市场服务的就业份额等。(www.daowen.com)

产业空间组织形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集聚与分散。很多因素会影响生产的空间分布，企业决策体现的是路径依赖（制度经济学），或是生产集中的自我强化（克鲁格曼，1993）。纳尔逊和温特（1997）曾寻找“自我强化”的原因，使用组织“惯例”来涵盖企业的各种特点，“企业有固定的做事方式，称为‘惯例’。作为组织的记忆的惯例”，犹如生物的遗传基因，整个企业的运转离不开，它在经济变迁过程中起作用，创新就是通过研发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企业“惯例”即本书所指企业参与产业分工与集聚活动的制度性，涉及制度因素扩散到产业层面如何影响产业发展的问题。产业的实际空间组织形式应该是各种集聚与分散力量综合作用达到平衡的结果，企业组织与空间的关系也随时间变化。企业空间随组织规模扩大而拓展，但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转而呈现空间分散趋势。第六章俱乐部收敛呈现的多峰状，基本符合东部、中部、西部等多分法，而双峰状结构符合东部与其他地区的双分法。产业集聚主要就发生在多峰或双峰状的高峰值区域，双峰形式与第四章的空间集聚热点区域集中于东南沿海相对应。因此，第三个空间过程主要集中分析长三角区域。

由不同实体组成的组织群体是非同质的，企业高度依赖于当前的制度和竞争环境，地理是企业创建模式异质性的条件。时间被看作异质性的重要来源，因为合法化和竞争强度是一个产业生命期的函数。因此，联合检验合法性和竞争的空间和时间维度变得重要，“因为组织群体的过程、结构和功能，由时间和空间来定义”（Lomi，Larsen，1996）。Cattani等（2003）进一步探讨产业的空间和时间的异质性来源和演化模式，将企业开办率作为空间密度的函数，本地依赖密度的组织创建过程存在一个地理梯度（从接近、相邻到更远），基于邻近能促进沟通和刺激信息扩散。证实扩散过程受社会传染的直接影响，新的组织形式通过个人活动而传播。主体者间的社会互动能促进扩散，也可能提高竞争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组织形式的信息跨越地理界限，通过个人和组织网络扩散。企业是嵌入地理的实体，或多或少都有边界，包括制度和社会经济的身份，并被赋予不同的资源组合。时间和空间的异质性来源表明，产业所包括的每个亚群经历不同、演化阶段不同。当研究产业演化模式时，需要更深层地理解影响产业生命过程的条件，应考虑空间动态。分工基于个体连接成的组织，组织是制度的载体，其演化是制度变迁的推力（罗珉，2004），组织间博弈导致制度均衡变化，对决策者和成员的知识产生影响。个体间、组织间的竞争汇集成对共同认知不断冲击的洪流，激励和引导个体探寻新的制度知识，化解面临的不确定性，这就是在组织和知识推动下制度变迁的图景（杨虎涛，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