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其他制度变量的年度Moran I图中也可看出，如附录图5.2，非国有工业增加值比重代表的制度变量空间相关性呈现明显的倒钟形，峰值在600 km，尾部没有非国有从业比重那么长。其余制度变量波动虽然较大，但都存在随距离变化的Moran I峰值。

观测空间相关显著的制度变量，最强制度辐射距离介于510 km～875 km。制度创新（或改革）的第一个明显效果是地方政府之间空间关系的变化，各省份、省会城市间的制度距离可能都会改变。根据我国省域间的质心距离，875 km相当于上海—湖北的距离（869.1 km）或天津—陕西的距离（876.75 km），各制度变量代表的有效辐射影响范围是远远不够的。这个结论契合Kopczewska（2013）基于波兰用NUTS2水平地方政府制度改革的研究结果，地方政府绩效“排名”的相对变化，与地理邻近区域中心、初始条件、“制度租”相关。研究表明，自然的力量加剧分化过程，共同的区域政策似乎是一个机会均等的政策（收敛和凝聚），是社会和经济同时必需的。“发展驱动”的投资政策可能意味着扩散，但这个过程需要传输通道和激励的制度支持。问题在于，建立制度，形成地方政府的运作框架就可以增加提供公共产品和政策传播效率，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地理距离削弱社会经济发展政策自上而下的传播，而且边缘地方政府比中心地方政府更弱。中心—外围模型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为何边缘政府比较弱。故推论单单建立一个中国（上海）自贸区“试验田”可能辐射不足，需要将时间分散到空间，在多个试验田同时试验。某些变量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制度作用，如进出口总额占比、外商投资总额占比、政府消费比重、专利批准量占比、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占比等。(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