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图5.1以质心距离为横轴，各年度的Moran I为纵轴。非国有从业占比代表的制度变量在510 km时空间相关性最大，小于该值时相关性与距离正相关，超过该值时相关性与距离负相关，且右侧尾部较长（Moran I趋于1.5）。结果类似Paas和Schlitte（2006，2008）研究欧盟（NUTS-3）地区间收入的空间依赖性，Moran I值在距离100 km时最高，随后与距离负相关。结果的显著性（Z值）增加到500 km的临界截止距离，然后减小。国内研究中类似的结论，如张浩然、衣保中（2011）发现城市间（就业水平）溢出效应在180 km范围内表现显著，其中随距离增加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形曲线，最优的溢出距离是50 km左右，200km以外溢出效应明显减弱。在距离数值上贴近的结果，包括用Moran I表示经济增长各源泉的空间自相关性（史修松，赵曙东，2011），针对中国城市的FDI计算Moran I（俞路，2013），发现地区间的距离为700 km时空间自相关最强。因此可认为距离超过510 km的区域间互动是不相关的，并以此建立空间权重矩阵的距离阈值。结论符合饶扬德与李福刚（2006）、王学军（2007）指出的地理邻近对集体学习和区域创新有一个最佳空间距离。510 km就是非国有从业比重制度变量影响最强的范围（相当于广东—湖南、山东—安徽、湖南—广西）。相关研究和本书结论实际上验证了新经济地理学的集聚阴影效应。在线性空间城市体系中，随着与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加，市场潜力函数先下降然后上升，呈现U型趋势（Fujitaetal.；1997）。

表5.1　非国有从业比重的空间相关性检验(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