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国家的制度变迁影响地区（Asheim，Coenen，2006；Cooke etal.，1997）或部门（Breschi，2000；Malerba，2002）制度的出现和发展。部门制度甚至跨越地区或国家界限，尤其是当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锁定”和“产业转移滞缓”经常源自不同类型和空间层次的制度相互依赖，这些因素包括本地、区域、国家和跨国水平的制度环境。鉴于此，可以考虑将部分国家层面的制度变量用到省区市区域层面，但本书仍然主要采用地方特性的制度指标。

当然，这些制度指标不能确切地表达制度差异和互补性，以及制度变量间的功能替代性，主要还是用一些经济指标的变化形式（空间权重矩阵除外），通过代理变量的间接方式表达。从部分指标占全国或GDP份额的角度来看，适用于制度经济学所认为的，对某些人的规制，是给另一些人的保护和机会。但是即使一项权利得到保护，也无从知道哪种类型或分布是不利于各主体自由性、开放性以及经济发展的，也不清楚各制度变量间的相互作用是否能精确表达相应活动主体间的互动。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制度安排在很大范围内具有特异性成分。某些制度指标变量的地域或时间差异波动非常大，难以找出确切的特性，可能导致在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分析时回归模型拟合偏差。鉴于这些局限性，本书结合空间权重来部分表示非经济因素的制度变量，在后文探究制度变迁每个空间过程时，都同时应用参数和非参数分析，用非参数分析进一步发掘数据的特征，以及同时考虑时间和地区固定（或随机）效应。本书旨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这些变量间的关系，尽管使用的指标不能完全准确地测量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等情况，但确实满足数据可用性和在以往研究中被广泛使用。本书对政府支出、活跃的人口、外商直接投资等初定制度指标重新进行聚类分析，构建制度指标体系。本书将所有先验制度指标（12个）全部纳入回归方程作为起点，再逐步约化过程，通过空间权重融合制度变迁的机制和空间近邻效应的扩散机制，来反映经济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对于选择的变量，只有当其能更加支持结论时，即近邻地区的制度对某地区制度具有重要作用时，才添加该变量。(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