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关于制度变迁或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实证研究中，有些借用EFW体系相关自由度指标，部分直接使用非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财政税收占比、FDI、对外贸易依存度、金融开放度等单个代理变量，或将多变量组合构造制度指标体系计算加权指数。即使少有的社会基础设施研究也都选择类似指标，如徐现祥、李郇（2005）使用各省区市的进出口总额和累计外商投资额代表制度差异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测度。除了樊纲、王小鲁（2000、2011）和杨宇、沈坤荣（2010）等少数研究外，几乎没有技术市场成交额和专利数构建的制度指标研究。故结合与空间自相关有关的国内文献，列举表4.2单变量指标来源，虽然分类仍有部分交叉，且部分研究已经涉及多项指标。

非国有经济比重上升是当今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郭克莎，1996）。地方政府作为中国制度变迁的主体之一，其参与市场是通过影响要素流动及相关市场主体的行为来介入的（戴敏敏，2004），故地方财政收入、支出可能具有代理意义。税收为产权结构变化提供制度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资源向私人的非规范性归集（刘宝如，2010）。中国经济的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和向海外投资，以及金融业对外开放都可用于衡量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过去30年里，中国民营企业在学习现代化技术及提高产品质量上的进步速度之快，已成为带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此，外资功不可没。”（科斯，2013）“招商引资”模式被全体中国人接受，并被中国所有地区复制（朱旭东，2012）。FDI作为新的制度安排进入中国，大举替代民营经济在制度变迁中应起的作用，引起社会整体资源配置方式与局域制度的转变，作为“包含技术、制度、管理经验、先进理念、资金、资本等的‘复合产品’，对东道国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不仅停留在技术层面并且存在于制度层面”（张炜，2013）。银行等金融中介按市场规划配置信贷资源的能力反映金融市场化（陈邦强，2008）。如表4.2中单变量指标也综合反映在各种构建的市场化程度的指标体系中。

表4.2　部分单个制度代理变量指标(www.daowen.com)

早期主要从投资、价格、工业生产的非国有化和对外开放等几个方面对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在时间序列上进行描述（卢中原，胡鞍钢，1993）。后续的测度研究更全面和系统，但也有研究者（张曙光，赵农，2000）指出指标选择和指数构成方法，特别是使用百分率的办法表述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达到的绝对水平仍然值得商榷。许多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技术来估计制度指标（经济政策、体制）和地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经济增长采用百分比或对数形式的真实人均GDP增长率、国民总收入和名义GDP增长率。大多数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技术，一些研究用时间序列方法，但结果都存在争议。有关截面和时间序列研究的文献，有助于提出研究假设，但并不是所有变量的假设。本书只说明四大类的变量。国内较多研究从空间角度分析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在地理空间上的交互作用和溢出效应，本书也参考张军、樊纲和王小鲁等研究的市场化指数来代表制度变量（季民河等，2011；陈华，2012）。本书分析某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一般也采用借用EFW和樊纲、王小鲁等研究成果的方式计算得分情况（如卓勇良，潘哲琪，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