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就是为了控制。　

——［法］奥古斯特·孔德

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使之成为评估近邻效应的强大工具，也促进了经济地理学家对地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为分析制度的决定性因素提供了全新的视野。经济主体的决策取决于本地区市场条件和其他地区相比较的情况，以及地区间的距离，地区间的相互依赖性可能导致制度的扩散。扩散指一个过程，指一个或多个地区采用某项制度，导致其他地区的制度变化。简言之，“扩散不是在单个国家和部门中独立（被）复制的离散事件”（Levi-Faur，2005）。扩散的视角使我们能在社会和网络背景下将变革内生化，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发现扩散过程中知识行为者的作用。Griliches（1979）研究农业生产中研究与开发（R＆D）溢出效应时提出一个知识产品生产函数（C-D函数形式）。杰夫（Jaffe，1986）将其完善为Gril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模型（KPF），其中，溢出效应的大小通过技术距离加权外部R＆D资本存量而得到。Anselin（1997，1998）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扩充KPF，构造空间滞后项来捕捉知识溢出。Caniels与Verspagen（2001）以“知识缺口”来定义溢出强度，计算一个区域接受了多少其他区域的知识溢出。王铮等（2003）补充了“需求缺口”，认为知识溢出与地理特征决定的区域需求有关，在需求驱动下的知识是主动的，而不是贸易等的衍生物。在子系统现存观念与外源性因素的互动研究中，Howlett与Ramesh（2002）确定了四类子系统调整机制：政策学习、场地变化、系统扰动和子系统溢出。在不同背景条件下，外源影响沿着一定线路激发子系统的变化和重新配置决策，这取决于现有子系统的性质。结合现有子系统内生影响来解释被视为对外生冲击反应的变化，需要区分外部系统扰动过程和子系统的溢出效应，调节过程和制度变化可导致长期不同的决策动态（Russell AlanWilliams，2009）。(www.daowen.com)

本书研究“制度知识”扩散问题，基于Anselin的相关方法，考虑区域子系统的时空交互和外部共同冲击，同时为解决“高尔顿问题”，将空间依赖性从其他空间模式中分离出来，如解释变量的共同趋势、外部冲击和空间集聚等，通过分析不同机制和影响因素对扩散的重要作用，得出更全面的空间相互依存关系图。学界对面板数据的制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文献未能提供现成、全面的解释变量。本书为避免遗漏变量的偏差，因为经济和制度发展常交织在一起，故在确定模型制度变量时参考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有关文献。制度变革和结构调整是经济变量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定义经济活动、总量、结构及测度绩效，有赖于反映运行着的社会制度的广阔观念体系”（库兹涅茨，1988），发展先进技术也需要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新增长理论认为健全的制度和政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经济变量常被用来解释地区特性在创新和采用上的影响。研究经济发展不能直接衡量制度，但可扩大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选择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