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制度知识形成个体、群体、区域和国家的行为和信仰，由于它们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提供了确定性，提供可接受社会行为的准则，并实际上携带可能改变接收者喜好和说服他们重新评估自己效用的信息。Levi-Faur D.（2002）认为，当这些信号导致大量主体拥有共同行为和信仰的收敛（趋同），适用于“羊群行为”现象。第一种羊群模型是作为微观层面的羊群激励分析（Banerjee，1992；Kuran，1989；Lohmann，2000），结合时空耦合，那么“集体行动中的串联或羊群效应，是指人们决定采取行为的时间是相互依存的”（Lohmann，2000），此外还应该存在空间的相互依存。第二种是阈值模型，表示给定行为者行动之前其他人必须做出决定的数量或比例（Granovetter，1978）。第三种扩散模型研究新技术、信息、毒品泛滥、时装等（Coleman，Katz，Menzel，1957；Rogers，1983；Katz，1999）。最一般形式的羊群效应“可被定义为行为模式在个体间相关联”（Devenow，Welch，1996）。然而，正如Oehler和Chao（2000）所说，“单单相似性是不够的。相关行为出现可能只是偶然或因为个人有机会获得相同信息源或解释信息相似”。观察空间中羊群行为的机制需要考虑相似行为的时机邻近和多维邻近，要求主语影响的人际来源或相关区域间的传播是合理和可行的。正如许多政治形势的选择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喜好和信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由其他人的信号所决定（Levi-Faur D，2002），政治和政策产物是模仿和接触行为的结果。这样可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补充解释地区间自由性和开放性的传播。Levi-Faur D.（2002）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描述为一个创新与模仿周期，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巩固是通过创造、扩散和公约内生化的过程即通过羊群行为实现的。羊群效应在微观水平的合理性是指提高采取某种行为政治主体的数目。某些行为的合理性随时间变化。羊群效应的“模仿行为”和“借鉴启示”对个人偏好、策略和支付矩阵具有强大的影响。但中观层面的区域制度不一定是微观层面个体偏好简单汇总的结果，这是一种决策成本串联（decisioncost cascade）机制。如果原有的制度不再有效或不可接受，设计新的治理制度是昂贵的，沿新轨迹和随后的新规定漂流可能是最合理的。也就是诺斯（2005）的“适应性效率”决定了新制度安排是否存续的问题。当然，也不排除由国内或国际原因导致发散而非相互依赖的收敛，这是在第二章制度知识与多维邻近结合分析中，邻近动态与异质性平衡的结果。(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