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在第二章社会学习理论中所述制度安排的社会来源是多元化的，对哈耶克来说，在文化演化中运行的选择机制，很明显是某种类型的试错学习过程，而非某种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类型。复制机制由模仿提供，而选择机制由试错（适应性）学习提供。适应性学习都可被视为一种不同于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的独立选择的力量或机制，它可以与选择相互影响，从而导致单纯基于选择的可被预测到的其他结果。更确切地说，组织（包括群体、企业和区域政府组织）学习机制也是一种集体的“适应性学习”。按柏克（1998）所讲的“现在的状况，就是要以说得过去的确切性来识别被抬出来要我们去模仿的那种对象的真正性质”。我们不会模仿从未试验过的模式，更不可能刻意回到经过试验而发现是灾难的模式。诺斯（2008）指出，“文化不仅决定某一时期的社会绩效，而且通过它的支持性框架约束参与者，从而影响长期的变迁过程。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于人类学习——学习的内容、学习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分享的方式、信念和偏好的渐进变化过程以及长期内学习影响经济绩效的方式”。学习这三种来源（基因、文化遗产和经验）的相互作用就体现在近邻效应中，“思想只有在享有某种内聚力，并且与所持有的规范相差不太远的时候，才会被接受。模式匹配是我们感知、记忆以及理解的方式”。诺斯重新思考意识的重要意义，“在于这种诱发机制扩展了人类的创造潜能，并通过与不同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广泛的各种各样的反应，来应对由人类变迁导致的新问题”。把文化背景和知识的学习看成一种支撑框架，它塑造了人类的交互作用。建立这种支撑框架是宽泛意义上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长期累积的结果，也因此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并在不断交互作用中被重构。(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