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文献对于制度、区域空间以及产业发展分别有很多有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但缺乏整合性的框架。根据第一章基本构思所做的梳理，本书在此对整合框架方面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将在实证部分弥补第一章提及的目前缺乏制度变迁经由空间近邻效应的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以理解互动规则（组织的社会互动、环境、地理和制度）以及潜在因果关系。通过第二章制度变迁与空间多维邻近结合的分析可以发现，一些难以用单一理论或经典理论解释的产业现象需要进行综合分析，产业转移、分工集聚和区域发展都可能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来解释。本书在第一章引言中提到的基本思路和论文整体分析是建立在具有循环形式的“制度—空间—产业”分析构架基础上的，其中制度同时具有自我维持和社会互动的模式（青木昌彦）。时空耦合既包括空间上的性质，又包括时间上的性质，“时”是变迁和演化的过程，“空”是空间层面产生的效应，尤其是空间近邻效应。不同时段的瞬间断片的联结，构成对空间的动态认识，空间也变成了一种关系的问题。制度变迁通过空间（时空耦合）的相关在局部呈现集聚或/和分散现象，突破“产业黏性”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多维邻近的外部性（微观、中观和宏观渠道）而非涓滴效应或梯度转移的形式，达到区域均衡发展的目的，而空间相互作用或/和共同冲击引致的制度“机会窗口”打开后嵌入内生的区域演进过程便呈现新一轮的制度变迁。在第二章中对相关的理论进行述评，利用“制度场”的关联机制将制度变迁与空间多维邻近进行结合，反映出制度知识的选择性体现在多维邻近的内外部均衡中，制度选择集的重新建立是邻近动态与异质性的平衡。因此，集聚和分散也是个动态过程，制度扩散导致的制度属性的收敛性趋势和局部（或部分时间）发散同时存在；制度与产业的关联性通过个人间、企业间、市场、社会网络等联系，无论是集聚或分散，还是彼此的关联或相互作用，都以制度变迁的辐射范围所及为基础。制度变迁三个空间过程的逻辑关系，即通过近邻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和检验，测算出制度空间依赖性的强度和辐射范围（第五章），再从制度辐射所及而形成的局域相关“热点”形态中，判断空间俱乐部收敛的具体情况（第六章），然后模拟地区间制度收敛对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第七章），最终对区域发展相关的制度条件进行重新认识（第八章）。

在主流经济学基本假设中，经济主体没有空间和空间外部性，但区域间的经济行为确实会相互影响，如经济产出不仅受到本地投资的强度的影响，还会受到周边其他地区的投资活动产生的溢出效应及政策的影响，使其存在显著的外部效应。正是由于空间效应的存在，估计结果会出现较大的残差和检验统计量不显著。经济主体间相互作用和社会互动模式的重点已经从传统原子式个人行为到主体间相互作用转变，为分析近邻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网络效应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为验证社会和空间相互作用模型，也对空间效应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Brock，Durlauf，2001，2007；Brueckner，2003）。扩散是跨越空间（通常也跨时间）的模式和路径，许多特征由此在不同单位间传播。扩散是不能由单个区域特点来解释的，而由空间相互作用来解释。扩散方法的结果被称为“高尔顿问题”（Galton's problem）。简单地描述为，因为取样元素非统计学上独立，估计时产生外部依赖性问题。它是空间自相关概念的来源，已经在第二章第四节进行了解释。实际上，Student（1914）早就对地理区域之间的缺乏相关性提出质疑。扩散发生不是由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的“pure borrowing”（Ross，Homer，1976）或“全扩散”方式，而是通过社会互动的渠道，制度扩散需要社会有能力维持它们，平衡压力和支持对成功变革都是必要的。除了作为沟通网络，微观的人际关系也是遵循团体思维和行动方式的压力来源，以及社会支持的来源，这种形式体现在第四章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中。扩散有许多发生机制，但空间扩散可能发生在任何其他单位的特征对该单位没有直接影响的情况下，可能通过该单位所接触的国内或外部的空间相关性，区分这些可能性，这是“高尔顿问题”的实质。另外，空间序列和时间序列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空间相互作用的反馈性和同时性（Ancotetal.，1990），这体现在第五、第六、第七章模型分析的总效应结果中。

创新扩散对发展同样具有广泛的意义，制度变迁的影响发生在近邻。在制度场中各项制度相互学习、提升，在不同地域的制度通过多维邻近渠道也可能变得更加相似。制度变迁的这种外部性（对邻近制度和地区的扩散），在“现实中能观察到的结构化和扩散过程的变化结果是集聚行为或收敛”（Levi-Faur，2005），本书第五、第六章均分析这种集聚或收敛。扩散是近邻的或通过多维邻近的途径发生的，只有关联才会发生扩散，扩散后的关联则可能形成路径依赖。沿着Padgett和Powell（2012）提出：短期来看，行为者创建联系，长期来看，联系创建行为者。时间和空间在制度和知识纽带共同演化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地区特征和属性会介导扩散相关的制度选择，因为并非所有地区都对扩散机制同样敏感。制度变迁经由空间近邻效应的扩散（影响）机制许多来源于制度变迁本身的机制，两者都是“渐进”的“中间扩散”形式。相对剥夺机制的结果必然是一个零和博弈，能否获得这些资源（和带来的机会）受竞争中最后成功“获胜”的群体影响，进而倒逼制度变迁。一种政策范式代替另一个政策范式的过程更多的是社会性而非科学性；其结果不仅取决于派系争论，也取决于制度框架中的位置优势，在冲突中部分行动者利用掌握的资源作为外源性因素影响权力将其范式强加给其他人（Hall，1993）。这一系列形成的中心—外围结构，会影响近邻地区行为主体或政府的身心健康、压力、应对技巧，自我效能感、行为和物质资源。所有这些反过来影响本地区域的环境。其结果如各种实证研究所发现的，大量的多样性保存在各地区，如语言、风俗，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地区相似性（如自由性和开放性变化趋势）出现。(www.daowen.com)

邻近扩散也是一种选择，相互学习或模仿有关地区政策的可能性，随两个地区沟通强度因此也随可获得的信息而变化。事实上，政府和民众只关注就近的信息。信息的获得性和沟通强度取决于多种因素。首先，邻近可能会增加地区间的连通性（Simmons，Elkins，2004；KurtWeyland，2007）。邻近地区可直接彼此访问，通常有较大的信息交换，邻近地区政策的变化特别直接，也容易获得。因此，近邻的相互影响更强烈。Schmitt（2011）实证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政府也只是表面上互相学习和模拟密切相关国家的政策，而不是全面分析成功及失败政策变革的所有可获得的信息。政策制定者似乎一哄而上，由于不想留下“落后的污名”（Meseguer，2009）。不对称、不完整或错误和主流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已被金融市场解除规制的全球化趋势所证明，尤其是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政策变化涉及政策的基本目标和思路、政策工具以及这些工具的背景。制度（包括文化）提供了思想和原则，然后是政策工具推动发展，导致社会经济结构（背景）发生变化。由此推出假设，在文化、制度或经济上接近的区域，可能采取类似的想法、政策工具或背景，从而收敛于某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