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row（1974）指出，组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学习的“近邻效应”，即从自身熟悉的“近邻”域获取新信息，导致组织行为的历史依赖性，即过去行为制约新的行为方向。因此，当最需要变迁时，组织行为却经常强化其现有结构，这意味着，组织的实际结构和行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随机事件，换句话说取决于历史。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分析近邻效应是否反映知识流动、贸易往来等（Beck etal.2006）。伴随着区域层面创新研究的深入，学者在知识创造和传播过程上逐渐形成一种认识：空间邻近是知识传播的渠道，而且不同类型的文化、社会和认知邻近会导致差异。空间邻近弥补其他形式的知识获取，特别是正式的、基于协调和明确界定行为者之间可以或不可以的有目的联系，因此，空间邻近被认定为知识获取的一种渠道（Varga etal.，2014）。

（一）社会关系与重建制度选择集

科斯、德姆塞茨、拉坦、诺斯等的制度变迁理论模型侧重于效率，Brom ley（1989）指出，“政策分析和制度变迁必须从个体和集体选择集的概念上着手，这概念由制度安排的结构确定，这些制度安排包括常规和所有权”。他指出，“因为制度对个人和集团行为的统一协调作用正代表了人际交易在经济上的本质”（布罗姆利，1996）。行为和制度受社会关系的持续影响，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地建造和重建个人选择集。本节旨在寻找制度变迁的社会关系机制，从空间角度去研究地理邻近与其他维度邻近的关系。知识作为创新的关键资源，其焦点已从创新本身转移到知识的产生、转化和扩散过程，即知识动态过程，互动和邻近对知识产生和创新的作用很突出。互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资本，它使得信息和知识能更快地“弥漫”。在企业区位选择时，社会网络影响资源动用过程，社会资本在组织建立过程中起关键作用（Toby Stuart，Olav Sorenson，2003）。在知识社会中最关键的是可转让、传播和溢出知识的知识网络，它连接空间上分散的经济主体和区位，通过交通、通信和个人关系组成一系列知识节点和不同的知识链接点。这种知识节点包括企业和相关组织地理集聚，高度网络化和企业彼此在内部、外部都相互依存。在不同区位确实有不同的知识可达性，即使在信息通信技术广泛使用的世界中，知识在区位间转移仍然与成本和时间有关。我们对知识流包括知识溢出的决定因素的理解仍然有限，许多研究者似乎并不理解Prager＆Thisse（2012）的经济地理学第二定律（whathappens close to usoften ismore important than whathappens far from us）。地理邻近可提高主体间的接触机会和交流频率，促进彼此信任关系的形成，提高组织间基于共同的关系空间（网络）或相似地方文化的组织邻近性。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结合作用（Cooke etal.，1997），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演化轨迹。创新涉及基于异质性的知识更新和通过邻近促进知识融合的挑战，知识是个复杂和非同质的现象。创新能力就变成“综合、构建和重新配置内外部能力应对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Teece，Pisano，Shuen，1997），即管理异构合作的能力。在新知识产生、外溢、开发和应用的许多基本过程中，决定区域创新能力的当地经济环境，随着时间推移经由一般进化过程而重塑（Frenken，Boschma，2007）。区域创新能力也取决于外部知识的输入，通过创新网络链接到其他区域，因为创新过程越来越依赖于内外部知识的结合，需要位于不同区域的各种机构的合作，学习区域不是忽略其他空间层次的孤岛，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开放意识至关重要。动态交互式的学习和创造力，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无形”的制度、文化和内部高度流动的资本、可编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在这里，学习意味着具有适应快速变化的竞争环境的能力，这需要制度开放、有活力和灵活性。

（二）多维邻近与制度知识学习

“距离死亡”和“地理终结”论者（Cairncross，1997；O'Brien，1992）预言，运输和通信技术的迅速进展正在使聚集经济过时。然而压倒性事实证明，商品和信息总体减少的运输成本往往促进地理集中。很多有用的经济信息和技术知识仍然是隐性而非显性的形式，最宝贵的知识体现在人体中，并不适合任何正式的沟通模式（Desrochers，2001）。知识溢出局限于一定的地域范围（Jaffe，Trajtenberg，Henderson，1993）。由于知识的隐性和黏着性，其传播要求面对面交流和重复的联系，而其传递的边际成本随距离增加而快速递增。协作和知识交流也因地理邻近而纾缓（Roderik Ponds等，2007），意味着合作伙伴间顺畅的交流和互动对成功合作是重要的。内源性发展理论强调本地化制度和惯例产生协作学习的能力是促进创新的关键。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结论：存在外部性，且其地理范围有限。学习、创新与异质性密切相连，创新超越现有的结构直接与不同知识的组合相链接。同时，学习是一件难事，知识转移深深依赖于邻近，吸收交流的知识如没有邻近是根本不可能的。

Marshall（1920）的论点特别适合于解释在特定行业内企业的小规模集中现象，然而不能解释不同产业的企业大量集群的现象（Armin Schmutzler，1999）。Hoover（1948）认为，“不同产业和企业之间的相互经济联系，在塑造区位的整体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即使缺乏任何初始差异，专业化模式和聚集活动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原因不仅是某种业务集中在相对较少地方的优势，也包括“相关进程的邻近”和消费者、生产者的贴近。一些实证研究突显出多维邻近框架与协作创新过程分析的相关性（Aguiléra etal.，2012；Broekel，Boschma，2012），其中心思想是不同形式的邻近降低了知识创新的协调成本。学习作为一个社会空间进程是更复杂的现象，从这更广泛的视角出发，空间变成一种关系的问题，而不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它由社会和环境因素构成（Morgan，2004）。将空间理解为一个社会，而不是一个物理现象，有必要打开地理邻近和更精确区分不同类型邻近的“黑箱”（Hess，2004）。以此为目的，Boschma（2005）区分了地理邻近、制度邻近、组织邻近、认知邻近和社会邻近。Boschma淡化地理邻近的重要性，强调非空间维度邻近替代地理邻近的可能性，强调其他维度邻近可降低协调成本，以及这五种形式的不同之处和如何协同工作。“地理邻近本身既不是学习发生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Boschma，2005），即它的存在并不完全保证学习确定发生。Boschma认为：“组织、社会、体制和地理邻近可能……提供协调基本问题的解决方法。在理论上，地理邻近，结合一定程度的认知邻近，足以产生交互式学习。然而，其他形式的邻近作为地理邻近的替代。”（Boschma，2005）一定程度的认知邻近被认为是互动学习的唯一一个先决条件，认知邻近被认为比地理邻近更重要（Moodysson etal.，2008）。一旦认知维度确立，在某种程度上为学习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基础，其他两个维度的邻近进入博弈。第一个维度是战略，即控制相关的维度（组织邻近），第二个维度是规范性维度（制度邻近）。

回应Boschma（2005）等的文章，Malmberg和Maskell（2006）坚持坚称需要极大关注地理对“形成共同制度、社会和文化背景”的间接影响。他们强调，“近邻效应”会在其他条件保持一定，几乎总是以自动的方式，往往使空间邻近和其他形式的邻近造成某种程度的重叠（Malmberg，Maskell，2006）。有人认为地理邻近在合作中的主要作用是影响本地化制度（Gertler，2010），特定地域的合约可作为经济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协调原则。制度加强集体学习进程，地理邻近在建立和改进制度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地理和制度邻近是可以重叠的。Teis Hansen（2013）探讨地理维度与非空间维度之间的关系，分析表明制度邻近特别依赖于频繁和持久的互动，因此，地理邻近对于维持长时间的制度邻近是重要的。可以用地理邻近替代制度邻近，但是预期比社会邻近的替代效应要小。制度邻近形成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的框架，其中的行为者是嵌入式的（Boschma，2005）。以这种方式，制度邻近是宏观因素的复杂组合（Xu，Shenkar，2002），它能促使和抑制学习。社会和地理邻近作为辅助类型，同时关注促进和加强其他类型邻近的中介变量，并提供自己一定程度的邻近，它们是伴随认知、组织或制度邻近形式构成创新相关的黏结机制。这表明无法触摸、隐性的因素，似乎变得与地理邻近联系更为密切，而大多数其他因素可追溯到邻近的其他一种类型。在此，地理邻近也视为创造信任的手段（Morgan，2004），即作为一种机制培育社会邻近。地理邻近是一种机制，帮助建立其他的邻近，地理邻近包含很强的关系因素（Morgan，2004）。空间不是纯粹的地域概念，是黏结因素可能更多样。地理邻近本身可能不是决定性因素，但它具有强化作用，能触发其他类型的邻近（Boschma，2005）。本质上，地理邻近充当促进者创建更多的邻近，它通常是密切互动和相互联系的启用器。从制度邻近和地理邻近之间可观察到特别密切的相互关系（Boschma，2005），社会邻近与所有其他类型的邻近紧密相连。地理邻近不仅为其他形式的邻近开辟道路，也受其他维度邻近的激励。社会影响反过来加强初始的邻近形式，导致动态循环。总之，社会邻近往往表现在微观层面上，制度邻近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不同维度邻近的区别到目前为止只是一种概念，可通过链接不同类型的知识去理解邻近。知识不能被视为一个同质的实体，而是一个多样的、复杂的和多层面的构造。解释特定类型的邻近和不同类型知识之间的联系，可以更深入地区分并理解两者。总体上，知识转移可能是邻近各种类型的结果，它总是包括一些互动、学习、分享和吸收信息的意向，最重要的条件是参与学习的行为者能互相理解。因此，社会网络在形成合作关系方面，至少和空间同等重要，不同类型邻近的共同点是它们减少不确定性，以及促进协调、互动学习和创新，很可能其他类型的邻近可弥补地理邻近的不足而非替代。(www.daowen.com)

知识被视为一种获取新方案的手段。学习的主要形式，即干中学、用中学和交互学习，主语表明隐性知识是知识基础中必不可少的。学习是一个递归的试错过程，涉及不断反馈循环和实验性向前、向后移动（Moodysson et al.，2008）。每个知识基础都有它的不同邻近类型的特定模式，不同形式的知识通常是互补的，但也可能相互替代。虽然认知邻近始终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制度和组织邻近之间需要进行权衡，社会邻近结合至少临时的地理邻近。不同类型邻近的重要性因知识基础而异，制度可以进行邻近在综合性知识基础中占主导，它鼓励自下而上的学习过程，借此，行为者自愿和毫不费力地彼此接触。这表明在象征性知识基础中，地理邻近和共同区位选择是决定性因素，学习高度依赖适用性和创造流程。制度邻近，特别是社会邻近基于过去的交互活动，可以给予创新过程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Jannika Mattes（2011）总结了邻近类型和知识基础间的关系，以正确理解学习过程，各种地理背景的同时性反映了多种类型邻近间的权衡。既不完全是邻近也不完全是异质性，所有类别的邻近将过剩，而根本没有邻近将会妨碍合作。基于各种形式邻近之间的权衡，不选择任何一个极端的情况，有可能找到建立平衡的方法。可得出结论，学习和创新的三种形式的知识基础依赖于不同形态的邻近，邻近的不同形式彼此相互补充和替代。狭义的地理邻近主要是为方便创建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和制度邻近。正是空间邻近的便利特性，使地理变成创新和学习的关键推手，借此产生的联系不是严格地理意义上的，更确切地说是通过更多类型的邻近而发生的。

西方学者关注制度创新相关的邻近性，已突破单一（地理）邻近。在国内研究多维邻近也具有重要意义，如制度邻近是减少合作企业间制度差异，增强认知的有效途径（吴敬琏，2002）。“开放导致的市场竞争强化了制度学习，促进与制度知识和有关人员的流动，增加了制度学习的对象，拓宽了学习渠道，增加了学习动力，提高了学习的准确性”（黄上国，2005），从而解决了在制度学习中默示知识难以复制和制度可移植性问题。公共政策具有知识性，因此可用邻近性来解释政策移植的发生（向玉琼，2011），向玉琼所指的知识（2010，2011）仅限某一地方政府学习中央、国内区域组织及其他地方政府的政策知识。其中，“区域传播”模型与地理邻近相关，“领导—跟进”与政策创新先行者相联系。在信息经济条件下可实现跨越某些地理障碍，创新基于不同维度的邻近性进行多方位多角度传播，复合邻近性成为地方政策移植的场域。随着研究的深入，地理邻近的负效应也开始被关注。饶扬德、李福刚（2006），李福刚、王学军（2007）从知识流动角度研究地理邻近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发现地理邻近的“距离产生美”，即太多或太少的地理邻近都不利于集体学习和区域创新。韩宝龙、李琳等（2010）证实地理邻近的影响效应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的特征，过度地理邻近对区域创新存在抑制效应。

（三）邻近动态与异质性的平衡

新经济地理学把社会变迁理论与空间理论联系起来，即把综合文化、政治过程与经济发展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进行研究。社会发展是创新的断续累积过程，制度创新源于变革中心，在向潜能较低的外围扩散过程中，创新中心可能丧失某些创新能力，而经过学习某一方面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从而出现新的核心区。知识转移是一个高度不平衡和选择性的过程，取决于组织间的合作模式（Giuliani，2007）。创新是将不同来源的知识，通过建立适当的邻近水平结合起来。各种维度的邻近可以连接综合的、分解的和象征的知识库，触发各种形式的邻近之间的动态取舍，邻近形式因基本知识库而异。其在创新是空间和非空间因素的复杂组合（Jannika Mattes，2011）。知识一直被视为一个同质的概念，实际上，知识在不同情况下呈现各种形状的多层面。创新过程中，邻近维度彼此适应、替代动态变化，创新涉及在各种形式的邻近之间不断权衡。异质性容易从其密切联系的创新性中衍生出来，一个异质性总是依赖于某种形式的合作，把合作的不同知识来源进行组合，有助于获得新的知识。异质行为者间的互动触发创造力，孤立不能形成新思想，异质性或多样性对于任何创新至关重要。异质伙伴间的合作可借鉴额外的专门知识来获得更多的知识（Zhang etal.，2007），打断既定路径，避免陷入锁定状态，所以内在的异质性似乎有益于创新。知识总是与语境相关的，不能简单地完美无缺地转移给其他行为者（Boschma，2005），某种程度的邻近对于建立边界目标是必要的（STAR，Griesemer，1989）。邻近基于相似性和共同理解，它依赖于同质性的至少一个特征，这一点与异质性不同。说明邻近和异质性之间的平衡是创新的一项重大挑战，太多异质性或太多邻近都可能是不利的（Boschma，2005）。因此，首先要设法找到足够程度的邻近和异质性。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能同时最大化异质性和邻近。其次，建立适当的邻近程度变成邻近不同维度的问题（Boschma，2005）。平衡邻近与距离不是一个纯粹的空间问题，邻近是一种多元现象，可以从认知、战略和规范性方面来区分，也可从社会和地理邻近等增强维度来区分。

邻近经济学的框架仍然缺乏成熟的邻近动态和知识网络理论，很少发现邻近和知识纽带之间的关系。采用动态方法的第一步是分析邻近影响如何随时间变化，更重要的是邻近和网络纽带的共同进化源自行为者的互动，从而随时间变得更加相似，即指社会网络趋于扩散行为准则，塑造个体特性。Pierre-Alexandre Balland等（2013）描述了每种维度邻近自身进化的机制，他认为邻近的动态过程主要由行为者之间互动所构建。并且他通过学习（认知邻近）、集成（组织邻近）、去耦合（社会邻近）、制度化（制度邻近）和集聚（地理邻近）过程来分析知识网络和邻近之间的协同进化动力。这种邻近框架的动态扩展方法使得我们在理解邻近和网络是否是同时的时候，沿着Padgett和Powell（2012）所提出的“短期来看，行为者创建联系，长期来看，联系创建行为者。”本书转述为：从短期看，邻近创建了知识网络；从长期看，知识网络创建了邻近。知识网络和邻近共同进化的进一步动力依赖于合作的激励，过去的互动增加了邻近。由于合作和交流成本是邻近的函数，不同维度邻近的动力可能是地理邻近、认知邻近或社会邻近等进化的产物。由此，结合知识网络和制度变迁，邻近本身也具有了双重动态变化，一个是各维度邻近本身的动态过程，另一个是多维邻近之间的均衡动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