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制度扩散过程中的关键条件和因素

制度扩散过程中的关键条件和因素

时间:2023-06-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制度扩散指制度要素在一个特定的环境或行动群体中传播的过程。制度扩散的一个条件是创新点和采纳点之间的相似性,第二个关键的条件是制度的有效性,即模仿扩散取决于问题的相似性和过去的成功。制度扩散最有可能出现在,面临的问题或和政府相似,或和以前应用相似的制度创新,或者有一个国际组织参与。

制度扩散过程中的关键条件和因素

知识不会在区域瞬间弥漫,制度的行动可行集和偏好是受环境影响的,制度的互动具有“社会性”。空间和空间邻近有助于理解隐性知识远距离传播和跨区域传播的条件以及程度。加上“外在性”标签的现象,与特定的历史和制度情况较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在政策讨论中占统治地位的外在性问题,就是经济变迁的一些方面。变迁过程使得必须以某种方式去应付的新‘外在性’不断涌现。”(纳尔逊,温特,1997)霍奇逊(2008)认为不能低估外来影响的重要性,“先前追寻和模仿其领先者的一种社会构成,可能会发展出新的、更高的组织和技术形式,并且以更快的速度超越其他形式。因而,这种社会—经济的发展观突出了历史时间的重要性,同样也突出了地理区域的重要性”。分析社会系统的思想、行为或制度结构的传播速度是探索这些问题有用的方法。制度扩散涉及个体、组织和社会运动,分析制度扩散需要区分制度的建立是通过内部力量还是外部力量实现,制度变迁是邻近扩散还是一般化过程,制度扩散是整体还是局部性的。制度扩散指制度要素在一个特定的环境或行动群体中传播的过程。在制度学习过程中,某制度主体可能直接“拿来”其他区域或组织的制度,可能理解其制度规则、行为方式、运行机制及其成效,然后吸取经验和教训(黄上国,2005)。仅仅通过沟通无法实现制度扩散或转移,进而有学者提出制度扩散采纳主体的三个特点:数量随着时间呈现为一条S状曲线;区域性的特征;多元化的特征。

早期的经济学研究如熊彼特(1912)认为创新扩散通过模拟方式而实现,后来的研究逐步深入到影响创新扩散的因素和创新扩散的过程。戴维斯和诺斯(Dvasi,North,1971)明确指出,借用或参考外部相关的制度安排能缩短制定制度的时间。在对创新扩散的观察中,发现两个明显特征:“扩散是一个大范围的缓慢推进的过程;另一方面,在不同发明创造逐渐被认同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变化。”(Rosenberg,1976)青木昌彦(2001)的博弈关联认为,人们在不同域协调其策略可以创造一定的外在性;因受到其他域的决策制度影响,出现制度间的跨域相互依存关系。研究表明,个体往往学习邻居的经历(过去的决策和结果),邻居的行为不能完全观察时,社会学习将不能很好进行,扩散率也就低。塔尔德(Tarde,1903)所指的创新指代一切社会领域任何类型的革新或改进,包括语言、宗教政治法律、产业和艺术改进等。“社会现象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也都是模仿的结果。”塔尔德(2008)还阐述了模仿与发明的相互动态演变关系。“如果按照我们先前做的追溯模仿形成的链条,最终从逻辑上推出自组织模仿。”纳尔逊和温特(1982)将创新传播机制分为替代机制和创新传播机制(模仿)。简单来说,影响创新扩散的因素包括创新特征、采纳者个体特征、社会网络特征、社会环境、制度结构等。创新采纳者可以是个人、团体或社会系统不同层次的组织,创新的语境是一个社会系统。在变化系统中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动态交换不是连续成型的,而是受控于采用理想的概念、对象或程序。

哈格斯特朗(Hagerstrand T,1953,1965)的“革新波”概念指出,基于邻近的模型发现扩散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一定的统计规律,创新被采用主要是一个“学习”或“交流”的结果。Gould(1969)将扩散分成个体或微观层面、城市、区域和宏观级(或国家和国际层面)四种模式,具体形式包括扩展、迁移、传染、等级扩散。根据Starr(1991)和MichaelD.Ward等(1997)的自由度研究,在全球、区域和邻国三个层次都支持出现政府转型的近邻效应。O'Loughlin等(1998)采用Morans I和Gi检验,找到民主和专制时空聚集趋势以及民主化空间关联的一致性证据。因此,民主转型不能忽略国家间的关系、受强权等外力推动的影响、区域滚雪球效应,以及在大国关系相联系的结构性全球力量。在相互作用的时空背景下,某些区域比其他区域更适合产生政治变化,更容易产生民主化国家的集聚现象。相邻国家具有相同的经济政策,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因此可看到区域具有正的扩散效应。斯塔尔(1991)总结说:“虽然我们具有可能通过全球事件模拟的意识,这些相同的扩散效应发生在世界体系中一些区域。”估计制度扩散需要考虑独立影响和全球、区域和邻近的重叠影响,传播的几种模式可以同时进行并不断变化强度。Gould(1969)指出,“传播扩散的过程取决于人类个体决策是否采纳或拒绝,很显然这一进程的主要障碍可能在于人心”。许多扩散过程是微观层次的,如创新和思想在个人间的传播,当两人相距远时信息传递的概率低,彼此靠近时概率大。因此,可以想象每个人周围都有“通信场”,强度随着邻近距离下降。Kelejian等(2013)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检验国家间的近邻效应,他们专注话语权问责制、法治、政府效能指标。结果表明,某个国家邻国的制度水平对该国制度有定量的重要影响,不同形式的空间滞后得到类似的结果,空间溢出的强度与两个国家间的距离成反比例。他们发现了世界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外部性,一个国家的制度创新具有公共品性质。制度扩散的一个条件是创新点和采纳点之间的相似性,第二个关键的条件是制度的有效性,即模仿扩散取决于问题的相似性和过去的成功。制度扩散最有可能出现在,面临的问题或和政府相似,或和以前应用相似的制度创新,或者有一个国际组织参与。模仿扩散既反映了观察到的显著结果,也反映了在不同行动中选择所面临的不确定性(Ovodenko,Keohane;2012)。

林毅夫(2004)认为,制度扩散是制度创新由现有采用者向潜在采用者转移的过程,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由局部不均衡带来的制度扩散过程,是制度变迁的成功案例。根据扩散主体的不同,把制度扩散分为以微观经济人为主体的扩散(制度移植和中心—外围扩散两种模式)和以政府为主体的扩散(制度推广模式)。“制度变迁的真正意义在于制度扩散,目前还未形成对制度扩散的系统理论,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借助产品扩散和技术创新扩散的模型对制度扩散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借鉴技术创新扩散模型来分析制度创新的扩散问题(汪丁丁,1992)。汪丁丁(1997)提出,“在分工获取知识的人群里共享着一定的“制度知识”(如语言,互相倾听的意向),从而使个体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知识的互补性使主体间的学习成为可能,知识也存在竞争性问题。盛洪(1995)准确指出“外部性涉及人们的行动……这些行动不包括人对自然的行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动(transaction),即交易……因而外部性问题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有关利益的互动(interaction)关系”。但他只是将制度创新作为外部利益内部化以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一种方法来进行论述的,没有涉及制度空间溢出问题。钱颖一(1999)认为,一些新制度在特定的时间才能被接受,因为“很多的制度具有次优性”,制度扩散的次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向玉琼(2012)建构复合邻近性模型来解释政策移植的发生,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本质是制度创新,但主要目的是通过试验区“先行先试”,并探索制度创新向周边区域的空间扩散机制(王家庭,2007)。在国内实证方面近年开始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发现制度变迁确实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而且近年来的贡献明显上升(康继军等,2009)。杨海生等(2010)重视周边省份的经济、社会及地理等因素的交叉影响(“第三方效应”),在东西部区间影响FDI进入的机制存在差异。季民河等(2011)扩展包含制度变量的索洛(Solow)增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地区间的相互影响方式,主要包括技术扩散、要素转移以及文化交流等。(www.daowen.com)

随着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化,人们试图通过实证来寻找政策扩散的内因,并希望准确描述扩散路径与特征。Doloewitz,Marsh(1996)认识到,意识形态与资源方面的相似是使一个国家的教训适应另一个国家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并将政策移植定义为:“某时和/或某地的政策知识、行政安排、制度等,被使用于发展另一地的政策、行政安排和制度的过程。”将欧盟一体化与政策学习和政策扩散相联系,发现除了指令和法规产生的调整压力外,欧盟可能影响成员国通过软框架机制和触发学习动力(Radaelli,2008)。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地理或经济方面密切相关的国家相互间的影响程度要高于非相关国家,扩散还受国家经济开放程度等特点的影响(Schmitt,2011)。将文化因素与扩散过程联系起来,得到不同于Strang和Meyer(1993)的结论:主体间文化相似会形成和加速扩散。故需要研究在更广泛的社会系统下,制度条件如何影响扩散率和扩散形式。Strang和Meyer(1993)指出扩散主要由行为者之间文化的相似性塑造和加速,并成为行为者理论和实践的指导。社会实体的网络关系被理解为共同的基础来解释社会行为。一批分析者使用扩散过程研究社会结构,扩散率随着现有和潜在使用者间的互动水平而变化。相互作用能增进团结和相似性,也可能增加冲突和形成边界,不管互动的形式是什么,文化联系一般胜过直接关系。“扩散应该是沿着关系链流动的关系链理论,而不是沿采用者的关系链流动的点对点模式。”经济实践确实在时间和空间上高度聚集,这种集聚可能是制度的扩散过程而造成的。艾尔肯和西蒙斯(Elkins,Simmons,2005)提出政策扩散的两种因果机制:“采纳模式”源自他人的行为本身,“学习模式”源自发生改变的信息。在学习模式中,先发的政策行为诱发社会系统的信息变化(中间变量),导致政策在其他区域发生扩散,而采纳行为是理性的。类似的,根据刘伟(2012)总结的政策扩散机制,通过学习型扩散,政策的核心内容被应用于不同的政策环境,但并非被简单复制,最终结果是不同地区采纳相似而非相同的政策。西蒙斯(Simmons)等(2006)细化出四种经济政策扩散机制,即强权、竞争、学习、模仿。Dobbin等(2007)总结了政策扩散或收敛的四种机制:强制、政策领导力、霸权观念、竞争。与之相反的研究者认为竞争不会导致租金所指向的政府在其辖区产业集聚区所能征收的税收收敛(Baldwin,Krugman;2004)。

综上内容,一般用四种理论解释制度扩散现象:建构主义、强迫理论、竞争理论、学习理论,且存在三种互补的行为改变模式。个体效应模式侧重于个人提高自己的知识、态度,假设个人接触到的信息影响个人的行为。社会扩散模式理论研究社会群体之间的变化过程。制度扩散模式的重点在精英舆论的变化,它将转化为制度性行为,包括政策变化,进而影响个体行为。制度理论描述制度影响像波一样扩散,给每个人施加压力。个体效应和社会扩散模式成为制度扩散模式的微观基础,被用于研究个体间或组织间网络如何干预制度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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