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距离可表现区域差异，最简单的空间距离是区域重心间的直线距离，替代方法是选择省会城市和所谓的人口中心。稍微复杂的空间距离有交通主干线上的距离、经济距离。尤其对于研究“流”或社会关系而言，社会距离、心理距离、文化距离等反映交流的障碍更贴切。地区是否被视为邻接，可能受彼此间实际相互作用的影响，而非实体本身的地理距离（Gleditsch etal.，2001）。在多维邻近中表示非地理邻近的基本方法应该是相对距离而非绝对距离，非地理空间距离涉及社会经济行为者区位空间的一个关键指标——邻近（proximity）。“邻近”指网络中不同主体间呈现“类或群”的共性特征，最初指企业在有限空间的集中（马歇尔），现在包含多重含义，并且在研究企业与创新的互动中日渐重要，使得一些学者提出邻近经济（proximity economy）。邻近有许多优势，如专业化经济、劳动力市场经济和知识外溢效应的机会成本降低（Feldman，1999），邻近因此成为获取稀缺信息的保证，一种空间保险，地理邻近使社会联系成为潜在的可能。产业集聚是因为企业家发现，当企业远离资源时，难以对调用必要资源所需的社会关系施加影响。社会网络使生产在地理空间分布形成体系。Becattini（1979）的意大利“产业区”与Porter（1988）的“产业集群”都强调本地企业地理邻近的战略性作用。短距离的面对面交流，能促进隐性知识（难以被编码化）的学习进程。地理距离仍阻碍技术传播（Evans，Harringan，2005）。在合作创新中对面对面交流的需要可以通过个体的流动来满足（Torre，2009）。一个创新领域源于并由不同形式邻近的叠加来定义，区域协调和关联机制经由伙伴关系、社交网络、集体规制、信息和非正式编码等进程，形成一个区域创新体系。信息本身并未给我们解释或了解它的手段。获取知识是一个基于经验的概念构建过程，行为者通过试错寻找解决方案，在一个空间中参考可变结构后进行。这种学习的主要工具变成所谓本地物理邻近，它允许多重联系并结合其他形式的邻近（Tremblay etal.，2003）。因此邻近（距离）的优势根据变化与机会决定（Lazerson etal.，1999）。即使承认邻近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地理邻近也是其他邻近形式的基础，显然组织、制度、社会和认知邻近都是地理邻近某种程度的函数。而不是如Boschma（2005）宣称的地理邻近是其他邻近的替代或补充。地理邻近通过认知、组织、社会、体制和其他邻近起作用。当然，这些不同的邻近对知识生产和创新的互动和合作是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非地理邻近都是主体间时间距离的函数。地理邻近使得互动、合作、学习、接触成为可能（Strambach，Klement，2012），个体通常享有共同的地方文化、制度环境和社会习俗，某种程度的地理邻近是形成持久关系的一个条件，是交换非编译知识（习惯、惯例、公约）的载体。各种理论指出交易结构和交易情况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密切交往，主体之间邻近产生各种结果，但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要采取面对面的形式和为什么这么做。经济主体间面对面接触是集聚机制遗失的一个方面，面对面（F2F）接触提供了最强的、最能体现愿望的信号，因此产生冲动促使我们做出更大、更好的努力。本书研究什么类型的邻近是制度变迁和企业创新的决定因素。

在现有文献中提出的多维邻近性的维度界定存在争议。其中，地理邻近性（geographical proximity）也称为地域邻近性、空间邻近性、本地邻近性或物理邻近性，很多研究者用“邻近性”代替。组织邻近性（organizational proximity）概念相对模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制度邻近性（institutional proximity）概念没有太多的争议。技术邻近性（technological proximity）以共有的技术经验和知识为基础。文化邻近性（culture proximity）源于文化本身宽泛的定义。一些学者把社会邻近性（social proximity）看作组织邻近性的一部分，或是特殊的组织邻近性。认知邻近性（cognitive proximity）指“主体觉察、说明、理解和评估世界方式的相似性”（Wuyts，Colomb，Dutta，Nooteboom，2005）。邻近经济学家有一个共同目标：将经济理论中的空间变量内生化。内生经济增长与新经济地理学文献支持跨地区和跨国技术溢出效应理论，主体邻近会有更好的创新绩效。法国邻近动力学派最早探讨多维邻近性，各主体间的空间联系是独立起作用的（Carrincazeauxs，2008），地理邻近促进其他维度的邻近来推动创新（Shaw，2000），但过度邻近并不利于创新（Boschma，2005）。Ghemawat（2001）确定了邻近距离的四个基本维度：文化、行政、地理和经济距离。“距离的类型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企业。”（Ghemawat，2001）对邻近性与创新研究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邻近性维度的划分，以及邻近性与创新影响机理的剖析上。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兴趣是扩展对集群的解释，正如尼尔·寇等（2012）所说的“把空间邻近看成促进全球经济运转的多种邻近形式之一……以技术为媒介的通信和交流并不足以克服地理障碍。在依赖隐含性知识的产业部门，人们仍然需要通过彼此邻近来共同融入日常的互动、社交和创新活动。这两种趋势可能出现在相同的经济活动当中……当代全球经济的运转包含着近远关系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组合形式”（尼尔·寇，凯利，杨伟聪，2012）。(www.daowen.com)

国内关于多维邻近性的研究多见于关于地理邻近和企业集群的论题。王辑慈（2001，2005），王孝斌（2007），汪涛（2008）和党兴华、常红锦（2013）等分析地理邻近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企业集群发展和如何在区域创新中发挥作用，并归结为地理邻近和社会根植两组效应。一些研究强调在各产业集群中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地理邻近效应（李琳，郑刚，等，2012），部分研究涉及区域网络主体间其他维度的邻近（徐占忱，何明升，2005；李琳，韩宝龙，2009），发现创新“软”驱动力指无形的创新资源，如创新知识丰度、区域创新环境，以及多维邻近性等（韩宝龙，李琳，2011）。李琳、熊雪梅（2012）探析邻近组合（地理、组织、认知）在集群外部知识获取与创新中的影响机制，发现有效组合确实减小单一邻近的负面效应。对于地区间邻近的研究不多，梁辉（2008）提出邻近性是可构建的，加入外在因素可能成为区际关系转变的契机。当一个地区受多个经济中心辐射时，城市等级结构替代地理距离，与创新源不相邻的城市可接受信息辐射，而毗邻区域没有行业邻近性却不产生经济辐射。国内有学者运用“复合邻近性”概念，如向玉琼（2011）提出“政策创新往往基于不同维度的邻近性向不同方向扩散，……复合邻近性成为地方政策移植的场域，并且带来政策创新的多方位多角度传播与扩散”。本书在进行邻近性分析时，“复合邻近”统一在“多维邻近”框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