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发明了一种政治话语和一种政治实践，从此我们不断地生活于其中。

——［法］弗朗索瓦·傅勒

研究空间经济学的传统文献主要直接从产业联系、交通距离角度分析区域关系，在网络经济条件下，不仅要分析经济要素和道路联系，在中国当前研究中尤其要分析制度和制度要素溢出联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制度变迁的力度与广度远超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人力资本（李国璋，周彩云，2010）。许多经济学文献关注过制度变迁问题，但结合近邻效应进行分析的不多，即使有的引入了“空间维度”的新经济地理学，但在“核心—边缘”模型（Krugman，1991）中只强调“路径依赖”和“偶然性”，没有或很少考虑制度的其他方面（自由企业家模型、全局溢出模型和局部溢出模型以及其他变形），更缺少社会性的分析。在结合制度变迁问题与空间计量的研究中，国内大量关注经济方面，全然不顾空间计量本身的社会学（文化研究）来源，不顾国外大量涉及政治（制度）方面的内容。梳理来龙去脉，尤其是弄清制度变迁、多维邻近性以及制度扩散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进一步研究产业关联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我们需要摒弃那种没有过程也没有时间，更没有空间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单独研究上述某一板块理论的内容比较多，将社会学的一些微观分析或心理学分析方法运用到（制度）经济学分析，应该说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回归，目前只有空间计量经济学这个工具能把这些内容和相关论述串联起来。

1.在国外文献中与制度相关的近邻效应分析鲜有系统性的研究，几乎所有观点都是零散的，主要分布在六个领域：（1）当从互动和邻近角度分析知识特性时，涉及社会资本在组织建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如Stuartetal.，2003）。（2）当邻近分析时涉及建立和改进制度相关内容（如Kirat，Lung，1999；Gertler，2010）。（3）当分析制度邻近与学习的关系时，涉及变化的制度。如Boschma（2005）认为制度邻近形成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的框架，其中的行为者是嵌入式的。以这种方式，制度邻近是宏观因素的复杂组合（XU，Shenkar，2002），它能促使和抑制学习。（4）在经济增长溢出效应中，涉及制度变量。如Rey与Montouri（1999）采用横截面数据研究相邻地区在相互作用条件下美国经济收敛的状况，认为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了美国经济增长的趋同。Fujita等（1999）提出报酬递增、路径依赖和不完全竞争等新经济地理模型。Anselin（1988）、Lopez-Bazo等（2004）、Ertur和Koch（2007）等人在一些拓展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中引入空间滞后项（作为一个解释变量，由邻近地区的平均值构成）。勒沙杰（LeSage，2009）等模型扩展到包括空间和时间动态效应，即所谓“效应估计”。前三种分析方法以法国邻近学派为代表，第四种以新经济地理学和空间计量经济学家为代表。（5）政治领域的自由民主研究，涉及制度扩散问题。Gleditsch等（2001）主要说明，如果扩散过程发生在邻近国家，那么忽视空间依赖性而将民主的分布视为国家间彼此独立，会严重削弱关于民主影响因素的推论。资源、技术能力和思想性格等因素也会影响一个国家参与某些类型行为的机会和意愿。在Simmons和Elkins（2004）模型中，经济自由的扩散对邻居经济自由有部分作用。在此，“邻居”通过贸易或群体成员身份被定义，而不是地理位置。（6）真正考虑空间近邻效应与制度关系的变迁研究，如纳尔逊和温特（1982）关于制度变迁与外在性关系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在政策讨论中占统治地位的外在性问题，就是经济变迁的一些方面。变迁过程使得必须以某种方式去应付的新‘外在性’不断涌现”）和博加特（Bogart，2005）关于近邻效应影响制度变迁的分析，以及Strang（1991）、Dobbin等（2007）、Freeman（2008）提出的，扩散是指一个过程，一个或多个地区（国家）采用某个政策，导致其他地区（国家）政策变化等观点。Bhatti等（2013）提出了关于创新的三个交叉重叠模型（社会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该方法以制度学派和国家政治学派为代表。有少量计量分析，如Murrell和Peter（2008）等采用误差模型，将εt作为相应的制度创新变量。只有Kelejian等（2013）开始考虑更多地用空间滞后模型，来检验制度空间效应随横截面和时间的变化情况。以至于加尔斯特（Galster，2010）说，对制度变迁经由空间近邻效应的影响机制根本没有过实证研究。(www.daowen.com)

2.国内尚未真正区分社会学的邻居效应与经济地理学的空间近邻效应，故大量文献与本书界定内容或制度概念实质无关，且涉及的邻近大多是地理邻近。国内最早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领域是地理学，以后拓展到经济学等领域，并广泛应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相邻省份之间的财政支出（邵军，2007；王守坤，任保平，2008；解垩，2009；王美今，2010；张晨峰，2011；朱稳根，2013）、经济增长（吴玉鸣，2005；张馨之，2006；徐立世，2007）、R＆D支出（苏方林，2006；吴玉鸣，2006；黄苹，2008；邓明，2009；符淼，2009；白少君，2010；王庆喜，2013）、收入水平（李序颖，陈宏民，2005）等变量的相互影响。研究表明，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系数与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值的差异有显著性，那么空间滞后项（或空间误差）应该是不可忽略的解释变量。用空间计量Matlab模块的比较结果表明，空间面板回归模型较传统面板回归模型更优越（王火根，沈利生，2007）。现有文献对于区域经济空间波动性与相关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模型中三大经济板块间（东中西部）和某个经济圈内部省份间的互动，近年来对省际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很少考虑空间效应的省际互动。在讨论趋同趋异问题时，大多数研究者仍沿用回归收敛分析框架，讨论区域差距的变动趋势及其形成原因，很少能将空间相关性与收敛性结合起来考虑（何江，2006；张春梅，2012；何雄浪，2013）。唯有在空间溢出效应的分析中，可找到更多加入制度变量的文献（林毅，何代欣，2012；张炜，2013），并集中在空间正自相关理论分析中，发现制造业、服务业产业集聚（黄阳平，2011；张惠萍，林善浪，2011；牛鸿蕾，2011）和金融资源集聚（周凯等，2013）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寻找并利用社会网络中资源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地区分布的影响（张敏，2005；彭文慧，2012）。李婧等（2010）构建的空间矩阵分别表征地理区位和社会经济特征，结果显示两者都影响区域创新和空间相关性，其中以后者的影响更大。也有文献引入空间变量计量分析区域创新溢出的影响因素（李恒，2012）。

现有制度空间扩散的实证研究显示基本相同的结论。（1）近邻地区间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存在着紧密联系，制度复制可部分解释这种关系。（2）提高近邻地区的制度水平，促进了相邻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3）制度开关可用类似地区的（政策）选择来解释。这些研究很少有全面的制度变量，部分综合性制度指标体系的分析，又基本以经济增长（人均GDP）为因变量（具体见第三章制度变量选择），很少分析多个制度变量间的相互关系，也很少考虑外部冲击的时间节点，并且集中在地理邻近分析上，因此对制度本身以及区域、产业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揭示不够到位，鉴于多维邻近可融进时空框架中，故以往分析主要是缺乏时空观和制度间交互作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突破主流经济学基于时点的一般均衡，研究经济活动不仅在时间维度上，而且在空间维度上的相互作用关系（空间自相关）、空间结构（空间异质性）及其所产生的空间效应。埃洛斯特（Elhorst，2003，2009）定义面板数据的空间误差和空间滞后模型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然而，他没有同时包括空间滞后因变量和空间自相关误差项的模型。因此，在Elhorst（2003，2009）对模型的回顾中，这种模型被视为特殊情况。暂且不考虑空间杜宾模型，在时空耦合的语境下需要分析同时存在的四种情况，即空间滞后因素、个体效应、时间效应、误差项自相关的一般模式。埃洛斯特（Elhorst）只是分别考虑了SAR模型和SEM模型，没有考虑同时包括空间滞后因变量和空间自相关误差项的模型，因此，在Elhorst（2009）编制Matlab代码中最多只包含三种情况。R软件通用模型（SARAR）代码同时包括空间滞后因变量和空间自相关误差项两方面，以及个体和时间固定或随机模型，却没有包括个体固定和时间随机（或个体随机和时间固定）双效应模型代码，而在Elhorst（2009）代码中确实又有考虑此情况。总体上，目前尚不能获得同时具备四种情况的一般模型，但可以用Matlab、R软件将两者程序代码运行结果进行尝试性分析比较。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空间效应的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目前的文献并未反映空间权重，很少体现异质性，也没有反映单元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度、不对称性、方向性的特征，以及空间效应随着距离衰减的变异性特征。这些特征以及如何将时间和空间维度更好地体现在模型设定中是学界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进一步研究时将更具体地同时考虑时间和地区固定或随机效应模型。空间计量经济学可以解决区域特征和分段的时空观。但目前的研究也很少涉及制度内容。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采用具有时空观的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内容上将空间计量拓展到制度领域。宏观层面的研究容易忽视发生的地点，中观层面的研究容易忽视改变制度的全球化力量，微观层面的研究容易忽略相邻地区发生了什么。制度的空间进程同时涉及空间和时间，为了理解制度扩散，同时包括时间和空间要素是必需的。本书旨在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具体分析空间近邻效应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从区域特征出发，用时间节点角度来揭示同质性与异质性之间的可能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