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散理论起源于多学科交叉，塔尔德（Tarde）的《模仿律》影响了两个当代的研究传统：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他也谈到“趋同是社会化必需条件”（塔尔德，2008）。塔尔德认为，模拟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互动则是个人间的心理联系，社会由模拟而传播、交流个人情感与观念。Pemberton（1936）基于流行病学或内部影响的形式，提供了制度扩散的三个例子，通过邮票、地方政府税率、义务教育法来验证制度扩散的S形曲线形式。对新技术扩散的研究文献很多，Geroski（2000）归纳了四种模型：传染病模型、领先替代模型（概率模型）、人口密度的生态模型、不同新技术间初始选择影响后续技术选择扩散速度的模型。Rogers（1962，2003）在《创新扩散》中提出个人和组织间采纳创新的理论，认为扩散是创新通过一定渠道在社会系统的参与者之间传播的过程。现有的文献实证研究证实存在制度发展的近邻效应。Hornik（2002）基于隐性行为的三个互补模型（个体效应模型、社会扩散模型、制度扩散模型），讨论可能改变社会规范的行为，并影响到社会网络中每一个成员都采取新行为的可能性。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经济利益的制度需求增加，或制度实施成本下降，博加特（Bogart，2005）在分析制度扩散的S形曲线时借鉴了Geroski（2000）研究技术创新采纳的另一种解释：企业和个人更可能采用他们“邻居”都采取的技术，即近邻效应。有关技术创新的文献也表明政治和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可以阻碍社会对创新的采纳。Bhatti（2011，2013）的节俭创新模型包括三个交叉重叠的部分：社会、技术和制度创新。其制度创新涉及社会资本和社会运动两方面。研究新兴市场国家创新的起源、对象，如何更好地实现，以及创新如何扩散，并扩展到周边发展中国家甚至超过发达市场。创新跨越社会界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开辟出独特的空间，个体、企业家、跨国公司、地区和国家都参与市场活动的构建，本土化与全球化过程对市场经济是一个塑造过程。本书揭示制度创新扩散的机制，不限于技术创新的熊彼特领域，而是延伸到社会创新的边界。本书重点讲述制度变迁之后的溢出或学习的动态过程，而非变迁之前的规则博弈过程。但认识制度变迁的机制和路径十分重要，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制度如何以渐进的方式“渗透”到中间体组织，并导致规则的变化，这涉及制度变迁的微观机制、市场机制与制度机制在社会关系中相互结合，而“现实中能观察到的结构化和扩散过程的变化结果是集聚行为或收敛”。本书分三步进行分析：首先，回顾包含制度发展的空间理论方法，将扩散理论、学习理论以及自相关理论，即增加空间近邻效应和制度学习机制，融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从而扩大理论基础的范围，结合多种理论解释产生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微观原因和导致的趋同趋异结果。其中制度创新是否复制成功与文化支撑有关，地理邻近、文化相通相近容易成功。然后，针对提出问题的四个假设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制度如何在区域间扩散和扩散如何被多维距离影响。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研究量化溢出效应，来验证理论假设的正确性。本书的技术手段，用Matlab编程和ArcGIS、GeoDa软件测算物理溢出半径，用SAR、SEM、SDM等模型计算直接和间接效应大小，分析地区间、制度间以及制度与产业间的关联。无论是分析制度本身之间的影响还是制度在地区之间的影响，最终都会落实到制度对产业层面的影响，故将制度扩散到产业层面作为第三个空间过程。最后，得出“黏性”问题相关的结论。制度变迁的空间过程与制度本身、产业、地区福利相关，具有政策含义。相距太远与过于邻近、集聚不足或过于集聚都不利于福利最大化，保持创新与增加制度复制的可行性，需要适当的干预政策。结合制度变迁辐射范围研究，考虑试验区域布点问题，建议设立多个试验点，以扩大制度辐射溢出范围，并作为政策评估的结论，针对现有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主要思路见附录图1.1。

（一）梳理理论脉络（理论部分）

选题是问题导向型的，分析是理论导向型的。本书理论有六大板块：制度变迁、空间近邻效应、制度场、社会学习、空间自相关、空间收敛（空间俱乐部收敛和新经济地理学的城市收敛）。主要综合两个快速发展领域（邻近经济学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同质性、异质性是贯穿全书的主线。其中，空间近邻效应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由纳尔逊和温特（1982）关于制度变迁与外在性关系的论述以及Bogart（2005）提出的近邻效应影响制度变迁的论述，结合林南（Lin Nan，2001）制度场理论而引出。实证是按照Anselin（2010）提出空间计量经济学三个新发展方向之一，即更好地了解纳入模型的空间和时空相关性背后的基本过程，如内源性的空间权重矩阵将共同决定谁相互作用（为什么）以及相互作用如何影响其他的模型。更大的进步是连接社会网络的形成与其空间印记，进一步联系社会和空间相互作用。这也是本书大量涉阅社会学方面知识的原因，尤其是在制度变迁经由空间近邻效应的扩散机制中借鉴了Galster（2010）归纳的关于近邻效应的4种15个具体机制。各理论间的脉络，概括为以下六点，其中涉及的具体内容在理论综述中分别阐述。

1.空间近邻效应是一种外在经济（或外部性）。

2.空间近邻效应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双向关系。

3.空间近邻效应与制度变迁之间双向关系的理论结合点在制度场理论。

4.制度之间的学习，视同社会学习。

5.制度学习的内容：地方知识/地方性知识。

6.不同地域之间的学习或模仿会存在“高尔顿问题”，而且空间相互作用和共同冲击两者都导致横截面的依赖，因此需要考虑时空问题。其中，近邻效应更多地体现在国内影响方面，共同冲击更多地体现为全球化的国际影响方面。

（二）提出四个理论假设（区域发展有哪些制度条件）

假设1：制度变迁的层次性。（1）存在各种制度，不同主体从事不同层次的制度变迁。（2）空间区域有多个层次，制度领先也存在分层，即不同地区某些方面分别领先。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优先发展东南沿海地区、沿边沿江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战略，这些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对产业转移来说扩大了某些地域的制度供给。伴随着财政放权让利和各项改革继续深化，这些制度供给初始条件出现了变化，由此发生的要素优化配置过程，激发了地方政府和民众对自由性和开放性的需求，逐渐出现企业家主导的主动式产业转移，各种成功经验（如区域模式或产业政策）也在复制移植。强制—诱致结合的制度变迁重叠演进，制度层次必然在广泛的地域空间不断展开。

假设2：制度间存在关联，且制度之间和制度内部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存在均衡。制度层次和类型的多样性导致制度间异质性的存在，如土地承包责任制的红头文件与自觉的土地租赁协议之间存在多种约定方式。行为群体规模大小与集体行为呈非线性关系，也会导致制度异质性。如各地区在对外资补贴的背景下，外商投资规模的上升必然挤占国内企业的投资。各种制度必然是关联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经济领域的改革措施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来相互配合。人们的价值观或思考方式越来越相似，而现实情况是即使某些相同或类似的带有行政命令式的成文法的制度设计在A地（或企业）有效不见得在B地（或企业）有成效，政策移植或制度趋同不一定产生相同的结果。各地的制度环境、制度初始条件不同，各种制度彼此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社会互动自我维持所达到的制度均衡必然是不同制度和制度距离的各种均衡。

假设3：制度变迁的空间近邻效应。（1）随多维邻近相对位置而变。（2）是“双向”的，不同于“单向”溢出效应，即还包括溢出效应的反馈效应。现实中存在谁为主体，溢出主导地位取决于创新的突破方。在中国，城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依然较大，现实中城市和东南沿海作为发展极的辐射作用或者“制度高地”的涓滴效应并不十分显著，由于包括空间近邻效应等干扰因素介入并扩散，其势能级差不一定呈典型圈层结构。如几次重大的行政区划调整导致不同地域间的邻近性发生变化，当然历史上形成的无论是地缘还是资源关系都是无法割裂的。在近邻效应中也并非地理位置毗邻的地域受到的影响更大，可能呈现跳跃性的扩散溢出，即使在长三角等发达地区也往往发现两个较为发达城市间夹杂着一个相对边缘化的城市。在地域间存在竞争机制的条件下，这种溢出效应造成位差和机会的实际不均衡，又反过来影响溢出地的制度。

假设4：制度趋同是方向“同”而不是形式同，趋异是趋同中的“差异”变化。改革开放路线是基础，决定了主流是“趋同”，但趋同而不雷同，这取决于各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要，其中不排斥出现反向的探索。近四十年来的总体状况基本呈现以三大经济圈为主以及局部经济圈和一些经济带的俱乐部收敛现象。除了个别城市，东中西三大经济带之间经济和社会差距似乎没有明显缩小，同时在各经济圈层内部还呈现不良的底线竞争，包括产业结构、税收政策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www.daowen.com)

（三）分析过程

构建指标体系，然后通过三个空间过程来论证理论假设。

1.指标体系：在以上理论基础上建立一个指标体系。

（1）两个主要变量。①空间权重：与相关理论和空间计量模型的变量选择有关。空间权重矩阵W是空间计量的微观基础，也是网络导向研究与空间导向研究的结合点，与空间近邻效应中的多维距离有关。邻近的类型超越地理空间，如法国邻近动力学派最先探讨多维邻近性，Boschma（2005）总结了五种邻近维度（认知、组织、社会、制度和地理邻近）。邻近经济学家的共同目标是将经济理论中的空间变量内生化（Gilly，Torre，2000）。在现有文献提到的多维邻近性中，本书选择几类组合成一个综合空间权重，也分别分析各类“邻近”。②因变量及滞后变量（Y1）：因变量选择制度指标体系中最符合Casetti（1970）对创新扩散S形曲线数学表达式，即基本符合创新扩散S形曲线特征的变量。时间滞后变量与制度变迁理论中的路径依赖等有关，包括空间滞后项Wy也是在自回归模型中为收敛分析做准备的。（2）其他变量。①时间滞后变量（L2/K2）。②其他解释变量。两者与建立的制度指标体系有关。指标体系建立在EFW体系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相关制度指标。③控制变量。按需要纳入控制变量，主要是关于互动和信息传递的工具变量。如人口密度、地均货运周转量等。

2.理论分析框架。

（1）在第一个理论和第二个理论假设作为前提下，第一个空间过程验证第三个理论假设。如集聚地图所显示的动态空间集聚现象和制度辐射方向的负自相关问题。（2）第二个空间过程验证第四个理论假设。如核密度估计的结论是俱乐部收敛而非绝对收敛和NEG模型模拟结果的多个集聚区。（3）第三个空间过程是对第一、第二个空间过程的进一步拓展，因为前两个空间过程最终落实到产业层面，同时反过来又验证第1个和第2个理论假设。结合本书研究目的，鉴于马歇尔（1920）最早提出外部性是根据企业分工与生产专业化程度界定外在经济，使整个行业规模上升，导致某企业从中获得诸多便利的外部经济性，为区别于内在经济（企业内部规模上升）导致的经济性，故第三个空间过程特别分析产业相关内容。如产业分工集聚的实证分析结果是微观的工业企业集聚受制度因素影响，但集聚本身的溢出效应与制度因素无关。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也证实制度间以及制度和产业间存在关联，且某些制度是主要因素，从而验证第1个假设关于制度的分层性和第二个假设的关联性。产业空间集聚模型分析的结果是随着历年的gamma（工业比重）趋势上升，集聚数减少，从而验证制度同质性、异质性的内生均衡，可观察在国家系统中地区发挥的具体影响，还可以评估与比较Barro和Sala-i-Martin（2000）的收敛模型。

（四）验证理论假设（实证部分）

论证过程就是落实到解决什么问题，用什么方式。衡量邻近性对溢出的影响，涉及近邻效应的大小、范围，制度间、地区间、制度对产业的影响。主要应用Matlab软件编程来执行相关程序代码，空间计量学模型程序、新经济地理学收敛模型Geam以及灰色关联度。以案例分析为主，包括31个省区市、华东六省一市、长三角区域和浙沪的比较分析。

制度变迁的空间过程之一：近邻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估计。变量应用到空间计量模型中，首先用31个省区市近20年的数据，从大范围进行研究。（1）空间近邻效应范围：测算空间溢出幅度距离。局域Moran I度量区域内空间关联的程度，并找出聚集点或子区域所在。用其度量局域空间自相关性，以自相关系数最大的距离为近邻门槛值（即制度变迁的空间效应的最大辐射范围）。与俱乐部收敛分析相关：Y、Y1、EX、FDI制度指标与江浙沪地区间脉冲响应函数（收敛才会有范围），并通过空间相互作用的威尔逊模型和非参数样条图验证辐射范围。（2）空间近邻效应大小：用极大似然法计算空间效应系数。按照LeSage的提法，以溢出效应显著性为模型判断标准，而不是事先确定空间滞后或空间误差模型，在多个模型结果中确定空间固定、时间固定或双固定效应，并检验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用LM等一系列检验筛选出的模型，重点分析直接、间接和总效应。（3）空间近邻效应的方向：东南西北方向实际上在空间聚集地图中就有体现，这里主要探讨空间溢出效应符号及其大小变化，历年和分时段Moran I符号及大小变化情况（负值用负空间自相关解释）。是否说明趋同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就出现分异？也就是同质性、异质性要有个均衡？

制度变迁的空间过程之二：制度扩散的收敛性。即“空间向量自回归”和“空间俱乐部趋同”，主要解决空间维度的异质性和空间相互作用。（1）制度间的影响。即制度变迁中各制度变量之间的联系。①首先，扩展空间计量模型，引入杜宾模型，其Wx就是制度变量间的相互影响。②其次，解释一般模型中L变量的变化受其自身L2和其他变量过去行为K2的影响。③除了空间效应系数的体现外，再用具体的长三角例子K1、EX、FDI的脉冲响应函数。（2）制度扩散到其他地方的影响。①长三角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某个省份的制度冲击是否对邻近省份有影响。②31个省区市的地区Geam模型，得出收敛后的中心—外围结构，以及分析促进集聚区收敛所需的制度变迁的强度。地区间影响的Geam模型分析，借用Dirk Stelder（1995）将二维空间经济引进NEG模型。

制度变迁的空间过程之三：制度扩散的产业关联性。库兹涅茨（1965）的“整合程度”是指“国家不久以前或目前的制度和精神条件，鼓励不同集团和地区之间的团结、合作与联合”，它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经济结构。制度安排对经济者存在一个影响路径，今天的市场并不仅仅是以前市场的再现，而是Brom ley（1989）所说的“几十年来制度变迁的产物”。（1）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以区位熵这个简单指标的变形为因变量，作为产业（集聚）变动的代理指标。在前面制度和控制变量基础上建立新的回归模型，以验证制度变量是否对产业变化有（平均）影响。（2）灰色关联度分析。空间计量得出的溢出效应只是一种地区平均状况，无法知道个别地区的溢出效应，不知道制度影响产业的具体情况，故用灰色关联度（数据导向的分析，前面的分析方法除非参数分析都是理论导向的分析）。从第五章的结论来看，辐射范围大致限于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故主要以华东地区为例进行分析。①华东地区的制度与制度间、制度对产业指标间的灰色关联度测算，分析哪些制度是优势因素，什么制度因素对产业影响较大。②制度对产业（三产六大门类、制造业二十七大行业）的影响。上海制度对浙江二十七个行业的影响。③产业对产业的影响。通过对上海、浙江的二十七个行业的灰色关联度测算，分析上海哪些产业发展对浙江产业影响较大。

（五）总结

新经济地理学促进了对直接溢出效应的研究，也提供了研究制度的决定因素的新视野。空间计量的发展成为研究经济地理学的空间近邻效应或社会学的邻居效应强有力的工具。本书在Kelejian（2013）基础上集成三个快速发展领域的研究，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检验地区间的近邻效应，主要扩展包括，第一，稳定性检验不限于标准的稳健性测试，包含年度模型、固定效应回归和增加其他解释变量。在明确“时空”耦合情况下，提出地区固定时间随机模型。第二，近邻不一定是边界接壤的地区，也可以是在文化或制度上有传统联系但非接壤的地区，因此制度扩散可以是非线性，可以有跳跃性。第三，增加和调整了变量，尤其是因变量时间滞后项的加入，使空间模型具有了动态性。最后导出关于制度条件新的实证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