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与制度的契合点。人既是社会文化的，又是制度化的，文化是人类行为的可能性的不同选择，“我们必然是生活在由我们自己的文化所制度化了的那种你我之间泾渭分明的构架中”（本尼迪克特，1988）。文化是传递人类积累的知识的机器，它通过个人信仰和选择影响制度演进。哈耶克把源自过去经验和人类对环境适应性调整的产物（习惯、技能、人生观和制度等）全部归结为知识，“制度和习惯，亦即人们做事的方法和工具”（哈耶克，1997）。诺斯重视思想观念在决策中的作用，他指出很多被我们看作理性选择的东西“是根植于更大范围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之中的思想过程。……许多学习来自对影响我们生活的重大事件进行吸收和调整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断累积，缓慢地改变着我们的行为”（诺斯，2008），制度是施加于人类行为的结构，是外在显现，信念体系是内在表现。经济市场的结构反映了制定游戏规则的那些人的信念，“根植于行为规范、习俗和自愿遵守的行为准则之中的非正式约束才是这个人造结构最重要的载体”。按照布罗姆利（1996）的提法，“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关于规定个体和集体选择集的制度安排的结构。因此，政策问题关注的是那些制度安排上的变化”，本书在研究制度扩散时大量借鉴“政策移植”理论，其中既包括“制度政策”，也包括“程序政策”，将“制度”作为一种广义概念纳入信息和“知识”的体系中进行理解，并运用哈耶克所言“地方性知识”，即“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那种知识”。地方性知识是一种“分散知识”，分散在不同的市场主体之中。地方性知识是一种“主观知识”，即“市场行动主体自身拥有的知识”（哈耶克，1937），而不是作为观察者的经济学家建构的“客观知识”。地方性知识是一种“实践知识”，是人们在实践中不断“试错”的结果。地方性知识是一种“默会知识”，与能力、技艺、操作和习惯等联系在一起。本书将文化和政府政策也作为一种“制度知识”，因此“政策扩散”或“政策移植”就获得了“制度扩散”的语境。进一步而言，“制度知识”的内涵和外延不限于具体的政策、方案或制度，也包括社会资本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如知识和信息网络、组织网络），还包括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等较为抽象的部分，以及负面的教训，制度学习除了全盘复制还可以模仿、混合以及启发等。如波兰尼（2007）评价欧文，“他深刻地意识到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区分……把国家只看作它所承担的角色：能够为了使共同体避免受伤害而进行有益的干涉，但一定不能承担起组织社会之责”。由此，政策和制度的承担主体可简单地区分为国家和社会，国家政策只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政策包括在制度之内，国家包含在社会之中。

“地方性知识”就是改革的基层经验，“局部学习”是从一个社会的特定环境（自然和人文）中产生的，并伴随着变化不断产生，社会—文化的语言传递结构将逐渐吸纳这些变化，并包含在“人造结构”之中（诺斯，2005）。但改革的时间、空间具有异质性（差异性），某一时期适用的经验不一定适用于另一时期，上海适用的经验在全国其他地方不一定适用。正如周其仁（2008）所指出的，“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诱因，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节约或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哪一种主导了经济，取决于现实的约束条件——习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实际执行”。空间近邻效应更多的是从“默会知识”角度去解释空间集聚效应，制度学习过程更多的是从“实践知识”角度去解释制度变迁过程。本书将“地方性知识”的分散性、主观性、实践性和默会性结合在一起，就是制度、产业和地区间产生同质性与异质性的原因所在。(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