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革命、全球化、互联网业已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关系结构、地缘结构、文化结构。结构被重塑的同时带来很多要素如权力、关系、连接、规则和对话方式的转变。”[1]互联网的本质是一种关系，在网络经济条件下，政府政策和社会（网络）层面上的各种信息传递加快，要素运动加——联系增强，近邻趋同、趋异的影响明显。“不同的地域、时空、行业、机构乃至意念、行动都在连接。后面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这里面蕴含形如‘互联网＋X＋Y’这样的基本模式。”（张晓峰）但数字化并不能完全替代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产业两端（研发、设计、营销和结算功能）的发展依托城市群的大量产业集聚，就是因为能使面对面的交流更为便利和获得外部性。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地区、产业、企业和人员之间的邻近性问题。产业分工是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增长、人的能力发挥的最基本的条件，产业、地区乃至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都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在中国传统体制下，条块分割，区域间和产业间的配套不够细化，直到现在，分工的障碍不是技术问题，仍然主要是体制问题，因为制度因素不激励分工迂曲生产。另外，因为生产与消费的同步，无形的服务业产品事先无法检测，所以发展服务业的外部环境很重要，要靠增强信用制度、产权保护等市场制度环境的建设。从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战略的短期效果不明显，到当前的东北经济突然“跌落”，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制度架构（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造成的企业包揽社会功能，导致缺乏竞争，激发创新、推进新兴产业的成长应该是摆脱“制度路径依赖”的突破口。因此，研究制度的空间过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处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一系列制度创新经验是否可以完全复制？是否具有扩散溢出效应，是否会对产业以及空间形态产生深入影响？地理、文化或制度邻近等因素对溢出效应是否有影响？反过来，这种扩散溢出效应是否会导致制度（政策）收敛或产业同构现象？扩散溢出是否会消除产业异质性？扩散的具体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各级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而要理解制度问题，必须重新梳理历史，“每一代的研究者都把对中国社会的总体研究，把中西文明的对比以及改造中国的理论探讨，放在这历史性的问题之下，因此，每当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来临，人们总是企图用更新的目光审视这一问题，以求得对本民族的历史、现状和发展的更深刻的理解”（金观涛，刘青峰，2011），以真正认识“巨大的历史惯性”。

许多经济学文献关注过制度变迁问题，但结合近邻效应或产业定量的分析不多。虽有研究引入“空间维度”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但在“核心—边缘”模型中只强调“路径依赖”和“偶然性”，没有考虑制度的其他方面，更缺少社会性的分析。在结合制度变迁问题与空间计量的研究方面，国内的研究者大多关注经济层面，全然不顾空间计量本身的社会学（文化研究）来源背景，不顾国外已大量涉及政治（制度）方面的内容。研究经济问题容易忽视社会问题，Granovetter就批评了这种观点：“市场过程不适合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只扮演摩擦角色和破坏作用，并不起核心作用。”（Granovetter，1985）他阐释KarlPolanyi的“浸没（submerged）”思想：“（人类）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资产。”（波兰尼，2007）人类的“经济活动嵌于社会关系结构之中”（波兰尼，2007），为社会之网所包裹，“经济行动似乎只是一种特殊的、重要类型的社会行动”（波兰尼，2007）。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2001）指出，“波兰尼把市场看作一个更为广阔的经济的一部分，并且把这个广阔的经济看作一个还要宽阔的社会的一部分”（波兰尼，2007）。布洛克（Block，2001）认为“波兰尼赋予这个术语（embeddedness）的内涵超出了人们今天已熟知的那种理解，即市场交易有赖于信任、相互理解和法律对契约的强制执行。……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波兰尼，2007）。嵌入性是指经济活动或组织被层层的人际关系、社会价值和法律规范包围渗透所产生的特殊制度化过程。Zukin和DiMaggio（1990）进一步细分经济活动的四种嵌入性：认知、文化、结构和政治。学者对中国20世纪初冀鲁等地进行的人类学调查发现，信贷市场受“互惠性”和维持生活的“权利”影响，劳动力（雇工）市场由社会关系主导，但“经济关系的苛刻性，不再隐藏在亲属、朋友或邻居的人身关系外衣之下”（黄宗智，1986），从近年来一些地方金融危机的演变过程来看，社会信用的“羊群效应”在危机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矛盾似乎凸显出来。梳理理论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弄清制度变迁、多维邻近性以及制度空间扩散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我们需要摒弃没有过程也没有时间更没有空间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它“将社会看作同质的实体，将制度变迁看作一个单独的事件……是一个更优越的制度一举替代另一个较差的制度”（科斯，王宁，2013），中国的地域差异显著，“发生的制度变迁必定在时间上是逐步的，在空间上是不均衡的。这使我们必须将时间与空间结合起来研究中国的制度变迁。早期的变革是否会引起其他地区的效仿，取决于它们对变革结果的判断以及对新的机遇与限制的评估。因此早期制度变迁的试验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很难预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由于是政策制定者，且强行改变经济活动参与者所面临的成本、动机以及选择的能力，成为不确定因素的主要来源”②。

（一）主要内容

1.重提空间近邻效应的经济学含义，以纠正在现有研究（如，新经济地理学关于知识“外溢”的地理范围）注重货币外部性而无视地理知识外部性的偏向，或者仅从企业微观层面研究利用知识产生区域创新的倾向。本书明确指出邻近并不是纯粹的地理现象，也包括文化、组织、制度、社会和认知等多维层面，邻近的动态交互式学习和创造力，越来越表现为“无形”的制度、文化等形式。在这里，学习意味着适应环境的快速变化，需要制度开放、有活力和灵活性，由此发现过去的研究关注不多的制度创新与近邻效应的结合点。所指空间“近邻效应”有三个特征：（1）近邻效应随多维邻近的相对位置而变；（2）近邻效应是“双向”的，不同于“单向”溢出效应，还包括溢出效应的反馈效应；（3）在现实中谁为主体（溢出主导地位），取决于创新的突破方。

2.用中观层面的测度指标直观确定制度变迁辐射波及的具体省区市。以往文献将空间近邻效应纳入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地区间产出的影响，大多从同质相关角度研究地区间经济增长、就业等存在的收敛性，在区域间（省级层面）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做定量分析的研究不多，更没有进行验证。制度变迁会在省域之间存在扩散溢出效应，本书初步测算制度变迁的辐射半径，估计间接效应的大小，模拟收敛的结果。结合各省区市历史的联系，理解“试验田”（如自贸区）的空间布点，便于研究者选择制度变量。所指“制度场”是：（1）各种制度的集合；（2）空间区域有多个层次，制度领先也存在分层，即不同地区的制度在某些方面分别领先。

3.将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社会学的“网络”和地理学的距离等相关内容结合在时空耦合的语境下，分析趋同、趋异的影响，评估不同类型邻近和网络介导制度跨区域溢出的作用，并计算各因素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和总效应。书中趋同指方向“同”而不是形式同，趋异是趋同中的“差异”变化，如俱乐部收敛核密度曲线整体右移是方向，双峰甚至多峰存在是差异。改革开放路线是基础，决定了主流是“趋同”，但要达到趋同而不雷同，这取决于各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要，其中不排斥出现反向的探索，如出现在个别空间权重条件下的空间负自相关现象。

（二）研究方法

我们的学术资源主要来自英语世界，本书大量参考法语国家及他国学者的文献，以此提供一个非英美学说的学术线索，丰富学术谱系，在思考现代性（制度）问题时增加一个必要的参考向度（黄万盛，2007）。本书采用通常的文献研读方法，对前人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关注时空因素，尤其是关注结构变化的内容，在对时间序列的分析中引入空间自回归模型，力求刻画出一个动态演变过程，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对历史的纵向比较，如在俱乐部收敛分析中，包括许多指标的年度核密度，主要强调地区的差异性。但在时空耦合的语境下，时空模型中两种比较分析法也是结合的。本书也采用实证与规范相结合的方法，实证研究的基础是理论分析，包括变量的选择等。对于实证结果，本书实际上提出了“该怎样”的结论，属于规范分析。相比其他文献，本书主要是在整合以往研究中基本各自独立的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研究，构建“制度—空间—产业”分析框架，具体应用如下三种方法。(www.daowen.com)

1.跨经济分析方法。

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三大学科的理论，涉及区域经济（区域分工、经济地理）理论、产业经济（产业分工、集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空间计量经济理论、社会互动理论等。本书在运用这三大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将“自相关”概念还原到社会学中，去分析经济问题。正如“由流行的一致性意见所维系的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边界目前正在受到来自双方的破坏”（霍奇逊，2005），贝克尔的社会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包括社会规则、惯例、文化认同、成见、同辈和邻居对个人选择的综合影响。制度的互动具有“社会性”，它不仅仅受市场调节的影响，给定制度的偏好，也可导致行动均衡。

2.模型分析方法。

哈耶克（2001）在《知识的僭妄》中说：“我们实际上能够探明并确定的只是决定着一种特定过程之结果的部分特定情势，而不是全部的特定情势。”然而构造模型又是有意义的，亦如哈耶克在《复杂现象理论》一文中所告知的，“这种类型的模式在什么样的一般性条件下会自我形成。因此，它能够使我们去创设这样的条件”②。研究者通过模型的过滤看真实的世界，如果模型是很好的筛选器，将增加我们的理解，让我们看到模式和秩序是怎样从似乎混乱的情景中形成的。“一旦我们弄清了（今天高速变化背后）这些格局和力量，就有可能从战略上把握它们，而不是随意性地逐一理解。”（托夫勒，2006）结合路径依赖和联系的观点，本书在建立的回归模型中纳入的空间滞后项（K2/K3）跟上述模型问题无关，同时被解释变量的时间滞后项也被纳入解释变量中。总体回归模型及约化模型主要用于结构分析和政策分析，而非用于预测。

3.计算机辅助法。

本书选择典型案例验证理论设想，检验所提出的理论假说。为完成多重理论的综合分析，本书的实证研究运用多种软件作为分析工具。整个分析过程所用到的主要软件有R、Matlab、GeoDa、Arc、SPSS、Minitab等。实证研究主要借助GeoDa 1.4.6和Matlab2016a软件完成。采用SPSS和Minitab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运用ArcGIS10.2及Geoda1.4.6进行所需shp地图的绘制和空间分析，采用R、Matlab2016a进行空间计量模型编程和灰色关联度分析。主要方法是先将统计数据以ArcGIS10.2识别shape文件格式储存，建立空间和统计数据库。然后，运用GeoDa1.4.6、Matlab2016a、SPSS等软件，用1994—2013年31个省区市的数据建立空间计量经济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