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史上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80年夏天，IBM准备推出它所开发的个人电脑（PC）。当时，IBM找到美国西海岸西雅图一家名叫微软的仅有40名员工的小公司。这家公司由一个名叫比尔·盖茨的哈佛大学退学生和他的好朋友保罗·阿伦共同创立，到1980年已经小有规模，在业界也小有名气。IBM当时想找一家公司为其个人电脑编制一个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简写OC）。IBM征求盖茨的建议，问微软能否做这样一个产品。微软当时并不做操作系统。在当时的个人电脑市场，微软是电脑语言和应用软件的先驱，而数字研究公司（Digital Research）是操作系统的领先者。盖茨于是向IBM推荐了加里·基尔德尔的数字研究公司。这家公司刚开发了CP/M操作系统，被广泛运用于小型计算机，极有可能在修改之后运用于个人电脑。基尔德尔本人桀骜不驯，对IBM这样的大公司有一种天生的不信任，甚至鄙视。在约定见面那天，他只留下他的妻子和律师，自己跑去玩热气球，临走前还一再强调一定不要答应与IBM签保密协定……

基尔德尔的傲慢终于激怒了IBM。他们转向比尔·盖茨，问微软能否提供该操作系统。尽管微软从没编写过任何操作系统，但盖茨出人意料地答应了。盖茨在附近的小公司中搜寻了一圈，以5万美元的价格从一个名叫西雅图计算机产品公司的小公司那里获得他们开发的Q-DOS系统的使用权。微软在对该操作系统略微修改后，把它命名为PC-DOS，提供给IBM。这个故事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是，当盖茨和IBM在讨论合同细节的最后时刻，盖茨尝试着询问微软能否保留把该操作系统卖给其他PC制造商的权利，IBM意外地答应了这个非排他性条款。双方于1981年8月12号签署了正式合同……后来，微软把这个操作系统改名为MS-DOS，并开始向其他PC制造商出售。

您此时应该能猜到这个故事结尾。“为每一个家庭桌上放一部个人电脑”成为微软的企业信念。伴随着电脑PC时代的到来，二十年后，微软变成了一家市值高达270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的高科技公司，而IBM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转型成功后市值也只是长期维持在1 400亿美元左右。

研究商业史的学者在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多感叹像微软这样的伟大企业的诞生居然源于这么多的偶然！假如盖茨没有中途辍学去创业，假如基尔德尔没有去玩热气球，假如盖茨没有答应IBM，假如西雅图计算机产品公司没有把Q-DOS卖给微软，假如盖茨没有鬼使神差向IBM提出非排他性的使用条款，假如IBM当时没有出人意料地答应盖茨不合理的要求……这么多假如只要有一个变为现实，那么，近三十年世界商业史就可能需要重写。

我在不同场合多次听到这个故事，玩味良久。与那些充满激情或是唏嘘不已的讲述者不同，我对这个故事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这里众多偶然的背后其实有其必然性。在大西雅图地区集聚一大批像比尔·盖茨、保罗·阿伦、加里·基尔德尔这样的创业者，也集聚了一大批像微软这样员工只有40人的小企业，这些创业者们彼此竞争，编写自己的软件和操作系统，期望有一天自己的产品能够被广为接受，成为业界范式，从而实现规模效益。即使IBM当时没有找盖茨，没有给微软这样一个机会，必然会有另外一个操作系统会被采纳，随着个人电脑的爆发式崛起而广为人知。这种必然性其实就是统计学里的大数定理——这么大基数的创业者在孜孜努力，必然会崛起一家伟大企业！

近些年来，人们习惯把中、美经济作无穷无尽的比较。在中国经济在规模上崛起，中国逐渐变成美国最大的债权人之时，人们普遍表达的是“要和债权人在一起”的信念。在对美国经济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表现出担忧的同时，世人对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充满信心。我习惯通过观察一个国家经济生活主要参与者（例如，政府、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来判断该国的经济状况。事实上，政府、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之间的多向互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经济的动态成长和健康状况。美国政府和美国的金融机构的确有质量极其糟糕的资产负债表（集中表现为高企的联邦政府债务和2008年肇始于美国，最终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为其经济的进一步成长蒙上阴影。与之相对，尽管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和非正规金融都引起了人们对中国金融稳定的担忧，中国政府和中国的金融机构仍拥有质量相对较高的资产负债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有债务相加，也就是GDP的50%～70%，^[2]远低于美、日的水平；而从上市的商业银行公布的数据看，中国金融机构仍保有相对较低的坏账率，人们所担忧的2009年开始的信贷大幅上升所带来的资产质量下滑并未大面积出现。乐观人士也多据此做出对中国经济未来成长的乐观判断。

在我看来，中、美经济的最大区别在于实体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美国的实体企业的盈利状况，资产质量仍然保持非常高的水准，尤其表现为有一批像苹果、谷歌这样的致力于创新、不断向市场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以商业模式取胜的企业。在这一大批实体企业背后，有很大一个像乔布斯这样的愿意“保持饥饿”“保持蠢笨”，不断跨越边界，重塑边界，改变人们生活的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家群体。他们的努力使得一批又一批的极具生命力和竞争能力的企业不断涌现，“各领风骚数十年”。苹果这样的企业，在美国绝非空前绝后，以前的IBM、微软，现在的谷歌、脸书和特斯拉，无不以超越常规的商业模式去重塑商业的内涵，改变我们的生活。在这些生生不息、不断成长的企业背后是千百万具有创新意识的个体的创新努力，是一个宽松、自由的商业环境赋予这些个体的创业自由。

抛开这些特殊的成功企业特例，通过一般企业的表现，我们也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经济在微观基础上的差异性。在本书第三章中计算过，中国A股市场上的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只有3%左右，即使我们用加权平均的方法去计算，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也只是可怜的4%。而美国上市公司的过去一百年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在10%～11%之间。两者的差距其实非常明显。我们的企业多为规模取胜，鲜有盈利模式独树一帜者。我们那些尚具创新意识的企业，也多以形似取胜，从事的更多的是复制和粘贴这样的活动。回到大家争论非常激烈的问题：“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我们该怎样去营造一个创业创新的生态系统呢？

一个国家经济成长的源泉在于自下而上激发出千千万万个体的活力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激情。我们国家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成长的历程已经证明解放千千万万个体的活力和创新动力的重要性。而要保持千千万万个体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激情，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宽松的商业环境和对个体的尊重。经济学家索罗（Solow）在资本和劳动力之外，加入了技术这一要素去解释经济增长。后来的研究者们也忙于在实证层面证明反映技术进步的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经济成长的贡献。而这些模型提供的更多的是宏观层面的统计事实，忽略了微观层面上千千万万个体的奋斗和挣扎，成功与失败。经济成长的基础，产生伟大企业的基础，在我看来，是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基础设施，营造一个公正、公平、透明的商业环境，去保护这些个体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尝试，用公平、公正的方式去衡量，筛选这些尝试带来的结果，让努力能得到合理的回报。

在此，可以用统计学里的“大数定理”来阐释激发千千万个个体创业创新积极性的重要意义。设想有一个商业模式，其成功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如果钦点一家企业去从事这项创新的话，该企业成功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这么一个小概率事件注定了这家企业无法实现创新，跃升为伟大企业。但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创造一个公平透明的环境，鼓励1000个个体各尽其能，想方设法去从事创新，那么，必然有一家企业会获得成功，成为伟大企业。(www.daowen.com)

20世纪30～40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曾有过一场关于政府与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谁更有效的著名论战。哈耶克秉承奥地利学派的传统，强调零散分布的个人信息和局部信息对有效配置资源的重要性。在哈耶克看来，一个威权机构（比如中央计划者）自上而下调配资源与资源的有效配置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矛盾的根源在于这个威权机构缺乏千千万万个鲜活个体所包含的信息。一个有效的市场价格体系涵括总汇个体信息，从而能够更合理地对资源做出配置。而形成有效价格体系的前提，是每个个体的意愿，是他们的信息能够通过市场交易表达出来，进而被吸收反映到价格中去。

在此，我想“旁征博引”一下美国学者金斯伯格（Jeremy Ginsberg）和他的合作者们在2009年2月期的《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他们发现根据美国各地在谷歌上对流感及其相关信息的搜索流量所编制的指标，能够比权威的美国国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提前至少一到二周准确预测到流感潮在某地的出现。没有太多专业知识的普通大众，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把他们对流感的关注反映到了搜索总量中，进而打败了所谓的权威机构。而这个发现所折射出来的道理，正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市场的根本逻辑。

成就伟大企业，让市场来挑选获胜的领先商业模式，需要的是去激励更多的个体参与其间！

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未来经济成长的重心将由投资转向消费和服务，由粗放增长转向效率驱动，由沿海转向内陆省市……伴随这一过程的将是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技术等大量新兴行业的崛起。在中国经济开始新的转型，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深刻转变的时候，更需要通过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去激发出千千万万个体的“自下向上”的力量，激发他们自主创新、创业的激情！因为他们中有乔布斯，有盖茨，有扎克伯格，有穆斯克。相信统计学中的大数定律吧！只要有足够大的基数，有足够多的个体在努力、在尝试，大浪淘沙，总会有一批企业能够从激烈的竞争中突围而出，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伟大企业！

我脑海里常常浮现出若干年前的一幅场景。一个冬夜，凌晨三、四点，一场酩酊大醉之后的我走出三里屯的某酒吧，路过一家报社门口时，我看到大约二十多个年轻的送报人正聚集在一起，接受一个同样年轻的负责人布置任务。大约在同一时间，这个城市有数十万人已经早起，用劳动迎接这个城市新的一天的到来……这二十多张年轻、充满激情的脸一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他们，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一直充满信心。这些追求上进、希望开拓美好生活的心灵，渴望的是公平的机会。

中国现在已有4000多万家企业，有的会被淘汰，但更多企业也会不断涌现。我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具有创新精神、不怕失败的年轻人身上。未来中国的伟大企业可能源于这些尚不出名，甚至还未诞生的企业。这些企业渴望成长。未来的5～10年，这些企业又会有什么样的成长路径呢？一种现实的选择是追随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追求一种短、平、快的快速成“财”模式；但是，还有一种选择，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致力于挖掘促使企业基业长青的盈利模式，不以一时一势、一地一域计较得失与短长。这样的企业才能在大浪淘沙中真正脱颖而出，气象万千。

2012年11月，我代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参加在利马举行的“全球商学院联盟（PIM）”年会，与来自全球51家商学院的代表们一起探讨商学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和商学院应有的担当。第一次到秘鲁，觉得一切都很稀奇。秘鲁经济在过去5年里保持了6%左右的年均GDP增长速度，这已经是秘鲁近三十年最好的经济表现。对比秘鲁经济发展的今昔，我开始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感到骄傲。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迅速崛起，除了顶层设计之外，更源于一大批具有企业精神的企业家的涌现。他们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正变成商学院研究和教学的素材。在反复提炼之后，这些经验与教训开始对后进的企业创始人和经营者产生影响。中国经济跌宕起伏的三十年，从几乎没有任何市场发展到目前体量巨大、产业结构相对完善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迅速建立起来，涌现出一大批遵循市场规律、对市场存有敬畏的企业经营者和市场投资人。其实，只要制度配合，中国的企业家是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去打造属于中国的伟大企业的！

在利马的时候，有机会粗粗了解秘鲁的历史。知道秘鲁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才取消奴隶制。当时奴隶主同意解放奴隶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他们能够用来自中国的“苦力”作奴隶的替代品……而如今当我漫步利马街头，能够看到像华为、奇瑞、东风汽车这样的中国企业的广告牌，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中国的重视。对比今昔，让人不胜唏嘘，真正能够让一个国家和民族赢得世人尊重的，是伟大的产品、伟大的企业和伟大的思想。我期待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企业家能够以这样的一种责任感去践履他们的“中国梦”，以更恢弘的气魄和更长远的视野去开启中国企业的第二次长征。我们期望中国的伟大企业，正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