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逆向流动显然不利于伟大企业的出现。只有当资本能从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低的地方向高的地方流动的时候，才能有效推动具有高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的企业变大变强，成为伟大企业。这就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切实提升金融中介的效率和覆盖面。

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理应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中介服务，从而促使实体经济更好地成长，这是金融的本质。可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中介服务的状况不尽如人意，始终存在金融中介服务效率低、覆盖面窄和结构不合理三大痼疾。金融服务效率低反映为实体经济中对经济和就业贡献最大的民营经济、中小企业长期得不到金融体系的强力支持，而一些产能过剩严重、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行业却从银行体系中以偏离市场真实资金价格的低利率源源不断地得到资金的支持；覆盖面窄反映为中国经济生活中只有小比例的企业和个人、家庭能够享受到金融中介服务这一事实；结构不合理反映为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以间接金融为主，直接金融所占比重偏低且对实体经济贡献有限。

金融要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就必须解决上述三大结构性问题。在此可以通过金融危机这个角度来讨论这里的迫切性。任何金融危机都源于金融体系，或是实体经济，或是两者链接上的结构性问题。要消除金融危机的隐患，关键还在于解决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本身的结构问题，夯实两者链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的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收入不平等情况恶化、金融机构过度创新、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泛滥等实体经济或是金融体系或是两者链接上的问题；2011年开始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肇因与其他危机也是一样的，主要源于政府层面因道德风险泛滥而产生的过度举债。两次危机的区别在于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我们看到的是主权政府的道德风险泛滥，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我们看到的是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泛滥。

如果不解决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覆盖面窄、效率低这三大问题，金融危机的形成因素会在金融体系里蕴积、发酵，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必然存在。金融监管是把双刃剑：严了，会抑制创新，导致金融体系没有活力，使得实体经济中急需资金的部分得不到资金支持，恶化金融体系覆盖面不足这一问题；松了，则会加剧金融体系风险的集聚，有触发一系列危机出现的可能性，影响到金融中介的效率。在这两难之间，监管机构应该作为游戏规则制定者，着力于维持一个公正、公平和透明的市场环境，让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未来的中国金融体系应该力求获得下面几组平衡：

第一，经济增长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平衡。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仍很重要，所谓“去杠杆”，大力收缩信贷规模，在结构问题没有获得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只会进一步打击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进一步降低投资率，从而威胁到适度的经济增长。我们需要把握的平衡是在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同时着力提高个人收入水平、提升消费，将金融资源以市场化的透明方式从效率相对较低的国有经济转向更有活力的私营经济。走向未来的中国金融中介模式应该为实现这种平衡做出贡献。(www.daowen.com)

第二，提供融资和避免资产泡沫之间的平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投资仍将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杠杆。这要求金融体系保持向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的能力。但是，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容易出现资产泡沫的特质。这源于我们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缺乏可投资的金融资产；同时，实体经济因多年超常投资形成大面积产能过剩，投资回报并不高，注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很容易转向，流入规模本来就小的金融市场，从而对资产泡沫造成推波助澜之势。走向未来的中国金融中介模式应该着力实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第三，金融自由化与监管之间的平衡。资金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中国仍是严格管制的。严格管制的直接后果是金融中介机构缺乏创新意识和能力，盈利模式简单，很难应对经济结构转型对金融中介服务的种种要求。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尤其是以绕开金融监管为目的的金融创新对金融体系健康的危害。拿捏金融创新与科学监管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

第四，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平衡。中国经济中还存在相当规模的非正规金融。如何界定非正规金融并对其规模及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做出合理评估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但这并不能否定它们对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所做的贡献。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曾说：“非正规体系存在本身就是对正规体系的一种嘲弄。”正是因为我们的正规金融体系不能很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才为非正规金融体系提供了生存空间。拿捏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平衡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制度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非正规金融能够浮出水面，最终被纳入正规金融体系之中。当然，这需要时间，更需要改革的勇气和担当。

第五，人民币的崛起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平衡。我们的金融是建立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基础上的。人民币与美元挂钩，资本账户不开放等等，深刻地影响现有的金融中介模式。可以说，我们习惯了做价格接受者而不知道该如何做价格制定者。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币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而人民币的崛起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矛盾也将愈演愈烈。如何主动出击，将一个国际化的人民币纳入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中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金融的未来。

我们需要具有前瞻性的金融，能够直面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并在发展中逐步去完善自己。而在实施路径上，目前有两件最紧迫的事情：其一，让市场决定存、贷利率。市场化的存贷利差，反映的是资金的市场供需关系，是更为真实可靠的价格信号，能更有效地合理配置资源；其二，消除金融行业的进入障碍，让民营资本能够合理地进入金融行业。有了竞争，就有了创新盈利模式能够脱颖而出的可能性。这两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