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有89家企业进入《财富》全球500强。仔细去数数，可以发现其中有近50家企业的总部设在北京，包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电信运营商、工农中建等各大金融机构。中国的传统经济大省广东只有6家全球500强企业，1997年回归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只有4家。截至2013年6月份，国资委管辖的115家央企有92家总部设在北京。北京汇集了全国近60%的金融资产、52%的上市公司总股本和53%的全国债券市场融资额。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如此多的大企业将总部设在北京，无疑反映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强势影响。在开启中国企业的第二次长征之际，政府职能的转型非常重要，尤其是经济职能。

政府到底有什么样的经济职能？这是经济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里，一切经济活动都是通过亚当·斯密所描述的“看不见的手”，即市场和价格来进行的。市场和价格的有效调节使经济趋于一种“竞争性均衡”。而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更以严格的数字形式证明竞争性均衡同时也是帕累托最优的，即它已经达到一个经济所能达到的最优境界。显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政府对经济所起的作用被极大地淡化了。许多新古典经济学的诠释者和追随者只愿意勉强承认政府作为“游戏规则”制定者而对经济生活所起的些微作用。

然而市场失败的例子俯拾皆是。不加抑制的自由竞争导致垄断、收入分配失衡、环境污染、失业、不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等负的外部性。和“看不见的手”相对立，政府有只“帮助之手”这一观点便应运而生。这一思潮在二战结束之后更是登峰造极。政府作为经济生活的强势参与者具体参与经营企业，利用歧视性的税收政策、信贷政策、价格控制、行业限制等手段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力图完成对市场失败的救赎。

作为一种经济思潮，“帮助之手”建立在以下一个假设基础上的：政府是社会利益的最佳代表，政府行为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很长一段时间内，“无形之手”和“帮助之手”这两派学说的拥护者相互攻击，并利用各自的影响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实验。二十世纪的经济学说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看不见的手”和“帮助之手”这两种学说相互竞争、攻讦的历史。

在“看不见的手”和“帮助之手”两派学说的对立中，“政府作为代理人存在”的观点因为能更为贴切地描述政府的经济职能渐渐获得人们的认同。正因为政府只是作为代理人存在，那种经济学中着墨甚多的委托代理人问题也就同样存在于政府行为之中。

现代企业制度下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形成的代理人问题，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家。其最大的特征就是作为代理人的经营者会利用一切可能为自己或自己所代表的群体制造寻租机会。

把政府作为代理人来理解有双重意义：1.它能帮助我们理解现有的游戏规则和制度为什么会形成；2.有助于理解应该怎样改变现有游戏规则，设计新的规则。(www.daowen.com)

同时，把政府作为“代理人”来理解，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政府应该如何转变职能。可以帮助我们仔细思考政府应该有的正确定位；可以通过完善制度层面的改革，来完善公共治理，规范政府行为，解决政府层面的代理问题。

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长期模糊，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成为主流经济成长模式。政府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上大项目、搞大投资、搞大国企、追求重化工业。这些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并不高，但这些项目占用了大量的原材料和金融资源，形成了对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排挤效应。市场经济下应该是市场起主导作用，市场来主导，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才能发挥；市场来主导，政府的作用才能够明确。政府的核心任务不是主导经济活动，而是服务。只有这样，真正有活力、有良好的商业模式的企业才能够得到足够的资源去进一步发展，从而有机会跃升为伟大企业。

改变政府职能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具体而言，应该有如下定位：

其一，逐渐淡出投资领域。在中国改革初期，企业对政府有诸多期望，希望政府能果断启动改革，并对企业提供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几乎没有市场的存在。但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多年之后，市场扩大并逐渐成熟，企业对政府的期望也在逐渐变化，企业现在更多的是需要政府的服务，而不是由于政府干预而产生的不公平竞争。这种背景下政府逐渐淡出投资领域，转变职能侧重，更有助于企业发展。

其二，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垄断行业进一步改革，对国有资本做出战略性调整，对公共资源进行市场化的配置，市场化要素价格等都需要在今后深化。如果这些改革不能到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很难形成。政府施政的侧重显然应该朝这个方向倾斜。

其三，致力于减轻企业税赋和保护公民财产权。实体经济成本不断上升、税赋水平高，会严重影响到企业的竞争力。对财产权缺乏保护导致部分民营企业家投资移民的问题比较突出，长久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微观活力。在这两者缺位的情况下，那些具有创新气质、企业家精神的个体的创新热情会受到伤害，中国伟大企业的梦想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