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原因，政府在最近十多年出台的一系列关于企业改革的政策、法规，以及整个中国经济政策向国有板块的倾斜均有利于企业在规模上迅速突破。2002年，十六大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资本主体多元化，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同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市场和政策引导，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2004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需要由国家资本控制的，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在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2006年12月，国资委首次明确了国有经济发挥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具体行业和领域。根据部署，到2008年扭亏无望的国企基本退出，到2010年中央企业调整重组至80家到100家，其中30家至50家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显然，这一系列举措都有利于企业在规模上通过资产重组和收购兼并迅速实现扩张。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所考虑的侧重点逐渐由村镇向城市，由私营经济向国有经济转换。对于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及其效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黄亚生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始于农村，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经济政策和金融资源配置对农村地区最宽松的时候，其结果是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乡镇企业，和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体工商户涌现。政府当时鼓励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民或城市居民成立充满活力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直接面对市场竞争；同时政府也在金融方面给予乡镇经济大量的融资支持。这些变化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农村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难以计数的中小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一批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

黄亚生教授认为中国政府的改革思路和采取的经济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变化。经济政策和金融支持的重心从农村转向了城市。为了更好推动城市和国有企业的发展，曾赋予农村地区的优惠政策和宽松环境被收紧，金融资源的配置和固定资产投资开始向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集中。于是，自下向上、市场主导的经济慢慢被自上向下、政府主导的经济取代。政府主导的经济里更易于规模巨大的大企业的出现，代价是乡镇和私营经济发展的减速。在这样的整体政策环境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容易在规模上实现突破。

与国家具有倾向性的政策相配合，地方政府和央企也把做大做强作为重要的业绩指标来追求。中国的地方政府普遍具有增长主义倾向，因为GDP是考核地方政府业绩的重要指标。投资、做大规模是推动地方GDP成长的有效手段。仅以钢铁行业为例。2009年9月，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日照钢铁有限公司签署重组合作协议。这一由亏损的国企向盈利的民企发动的收购，虽被当事人描绘为重组而非收购，仍然引起轩然大波。但抛开对这起“重组”的种种争议，山钢对日钢的重组，使得山东省的钢铁重组获得巨大突破。山东钢铁集团是2008年3月由济钢与莱钢合并而成，总资产850亿元人民币，产能超过3000万吨。这次与日钢重组之后，产能将达到4000万吨，再加上山钢在建的日照精钢生产基地1000万吨产能，其总产能将达5000万吨之多。一个规模巨大的钢铁集团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诞生了。

2010年5月，国资委同意鞍钢集团与攀钢集团这两家央企联合重组。联合重组后，将新设立鞍钢集团公司，并将全资拥有鞍钢集团及攀钢集团。根据公开资料，按2009年产量计算，鞍钢集团与攀钢、东北特钢联合重组后产能将达5422万吨；同时，宝钢与包钢、宁波钢铁重组后产能将达4930万吨；武钢整合柳钢以及扩建防城港沿海钢铁精品基地后产能将达4034万吨，河北钢铁已达4024万吨，加上刚提到的山东钢铁集团，一大批中国钢铁企业在产能上迅速跻身世界一流的行列。截至2012年，在中国营业收入最高的500家企业中，钢铁企业占了58家；在中国制造业500强中，钢铁企业的数量高达80家。

类似钢铁行业里这些由政府主导的“重组”或“合并”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并不鲜见，直接结果就是大量规模巨大的企业集团的涌现。在这里想提醒读者注意，这些规模、产能巨大的企业集团其实不一定创造利润。在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年报中显示。在A股市场十大亏损大户中，钢铁企业占据了5家。其中，鞍钢亏损41.57亿元人民币，最终被“ST”（ST股是指境内上市公司连续两年亏损被进行特别处理的股票），马鞍山钢铁亏损38.63亿元人民币，山东钢铁亏损38.36亿元人民币，安阳钢铁亏损34.98亿元人民币，华菱钢铁亏损32.54亿元人民币。大企业并不一定能够盈利，大不等于伟大！(www.daowen.com)

地方政府对投资项目热捧的一个明显后果是部分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截至2012年底，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船舶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3.7%、71.9%、73.1%和75%。按照惯例，当一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低于75%时，该行业即可被视为产能过剩。

我过去两年曾到过许多地方做调研。在与地方政府官员讨论地方经济发展的时候，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地方官员对当地有多少大企业津津乐道，有多少企业进入中国500强排行榜，有几家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排行榜。诚然，拥有一批大企业有利于地方政府的税收，稳定当地就业，提升地方品牌，增加地方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话语权，更有利于地方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在省际经济发展竞赛中占得先机。如同追求GDP一样，追求大企业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施政目标，是地方政府增长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

2012年年初，我受邀参加国内的一个高端商业论坛，在一个圆桌讨论上，正好与某一央企董事长邻座。讨论的主题是在“十二五”期间企业应该如何抓住机会进一步成长。参与圆桌讨论的嘉宾们就该主题从各个层面阐述自己的观点。有人强调应该顺应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趋势，适时进入国家重点发展行业；有人强调企业应该果断地走出去，利用跨国并购的机会扩大产能与市场。我在发言时讲的比较多的是中国企业应该把对规模的追求转向对投资效益的追求，应该强调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强调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

最后，轮到该董事长作总结性发言。手持话筒的他用极富有感染力的语调说道：“无论是在企业内部讨论，还是外面组织的论坛，我都只讲一件事。对于我们企业而言，‘十二五’是一个大发展的机会，是企业更上一个台阶的机会。我们所需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在这五年内从银行再获得1500亿贷款，通过投资或收购兼并进一步扩大产能。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企业的产量和销量就能大幅增加，我们在‘十二五’期间就能跻身全球500强的序列。企业只有做大了，才能更好地生存，才能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所以，讲到‘十二五’期间我们企业该做什么，就一件事，做大规模，把我们的企业做进全球500强，实现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零’的突破。”

言罢，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略有些茫然。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确实培育了这些自信心无比强大的企业家，气场无边，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