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企业规模迅速扩大的第二个结构性因素是从20世纪末开始提速的全球贸易自由化。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中国企业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机会。除了固定资产投资外，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引擎。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近十年一直维持在30%以上，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在过去十五年中基本都保持在20%以上。可以说，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红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贸易自由化降低了出口关税，使得中国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国际市场和快速成长机会；贸易自由化，加入WTO，也使得中国各行业能够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外资和外国商品的进入有助于提高我国产品的竞争能力，促使中国企业以更多的投资、更多的技术革新和产品升级换代来迎接挑战。这些变化，增强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扩大了它们的规模。此外，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对外贸易高速增长，贸易顺差使得外汇储备激增，现已突破3.3万亿美元。大量的外汇储备使中国从纯粹的资本输入方变成了资本输出方。中国企业利用国际并购市场进行跨国并购，也实现了一系列规模上的超越。吉利汽车在2011年的营业收入只有400亿元人民币，离《财富》全球500强入榜门槛相距甚远（2012年门槛大约是1400亿元人民币），但在成功收购沃尔沃之后，销售收入迅速增长至1500亿元人民币，成功于2012年跻身500强。

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反映在中国企业进出口关税税率的变化上。但是我们很难对过去十年中国企业面临的出口关税税率的变化做出精确的衡量，因为这涉及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众多国家所采用的不同的关税税率。在图1-4中给出了中国部分行业1997年到2008年的平均关税税率的测算。这里，我们根据行业中各项产品的进出口关税税率和进出口量计算每个行业的加权平均进、出口关税税率，然后算出每一年的年平均值。如图1-4所示，1997年至2008年，中国平均进口关税税率从17%降到8%；同期中国企业面临的平均出口关税税率也在下降。虽然关税税率只是反映企业国际贸易难易程度的一个指标，其他的诸如非关税贸易壁垒等也会影响进出口贸易。但总体讲，关税税率与非关税壁垒之间有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图1-4显示，中国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起面临一个相对对贸易比较友善的国际市场，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加入WTO大幅降低中国的进口关税，同时中国企业的出口关税在对等待遇下也在下降。这种背景下，有一批中国企业突破了旧体制的重重包围，成为全球市场的竞争者，在竞争中发展壮大。中国企业在规模上的迅速崛起背后很大的一个推动力是贸易自由化。

(www.daowen.com)

图1-4　中国进口关税（IT）和出口关税（OT）（行业平均值）

图1-4中给出了两条曲线。上方这条描绘的是中国的行业平均进口关税（即外国企业向中国出口产品时需面对的关税），下方这条描述的是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到国外时需面对的出口关税，前者远远高于后者。外国政府向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平均起来要远低于中国政府向外国产品征收的关税。我们的企业确实是国际贸易红利的获益者。

国际贸易对大企业崛起所起的推动作用在文献中有很多论述。《经济学人》记者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在他2013年出版的畅销书《亚洲做对了什么？》（How Asia Works）中讨论了亚洲几个经济体的工业化过程。他发现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在内的几个亚洲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是从制造业开始的。因为制造业主要依赖机器设备，可以让亚洲经济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克服缺乏高技能人力资本和管理技能等缺陷。相较于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要困难得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教育程度的提升和人们观念的改变。而在制造业里，单纯依靠机器设备就能迅速扩大一个企业的运营规模。但是，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也指出，制造业对于亚洲国家工业化进程至关重要的根本原因是，推动制造业的国际贸易要比推动服务业的国际贸易容易得多。事实上，在国际贸易中，服务业的开放进程一般要比制造业慢很多，也要难很多。因为服务业的开放意味着人员应该可以跨国界自由流动，即使是最支持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人也会觉得这很偏激。选择制造业让亚洲经济容易通过国际贸易获得迅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亚洲的企业能利用国际市场迅速扩大产能和规模，成为大企业。索尼、本田、现代、HTC等亚洲大企业都是以这样的路径发展起来的。很多中国企业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成长故事也大致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