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广东不断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但当前广东正处于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冲突,社会治理的难度加大。广东流动人员居全国之首,外来流动人口就业、社保、子女教育、医疗的滞后引发不少不稳定因素和社会治安问题,特别是在流动人口集聚的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心理隔膜较深,增城大墩村事件等前车之鉴的根源并未清除。
尽管广东不断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但当前广东正处于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冲突,社会治理的难度加大。一是劳资矛盾比较突出。除了传统的欠薪、欠社保、欠公积金等“三欠”问题外,近年来,随着广东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珠三角生产要素成本的上涨,因企业搬迁、转型、股权变更引发的劳动争议和职工群体性事件频发。二是党群、干群关系比较紧张。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工作人员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仍然存在,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执法不公、行政不当、为政不廉、假公济私等不良作风和腐败行为进一步加深了官民矛盾。如有调查表明,基层执法不严、执法力量不足、执法程序不透明、执法人员素质偏低等问题在基层比较普遍(见下图)。各地群体性事件的指向大量针对基层政府和干部,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三是底层向上流动的渠道不畅加深了社会怨气。一方面当前贫富差距较大容易导致某些人甚至产生仇富心理,阶层之间的隔阂加深;另一方面,社会流动障碍加大,低收入阶层、农民子弟通过自身努力“鱼跃龙门”的机会较少,“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的出现,表明了社会地位的固化和世袭性。据调查,二代异地务工人员的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异地务工人员,而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取得事业的成功。四是本土与外来的矛盾隐患依然存在。广东流动人员居全国之首,外来流动人口就业、社保、子女教育、医疗的滞后引发不少不稳定因素和社会治安问题,特别是在流动人口集聚的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心理隔膜较深,增城大墩村事件等前车之鉴的根源并未清除。
图7 基层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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