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由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确取得了一些成就，然而在全球金融自由化进程中，不断涌现的金融危机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金融自由化政策。

（一）金融危机的定义及其类型

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曾经幽默地指出，如同西方文化中的美女一样，金融危机难以定义，但一旦相遇却极易识别。通常的说法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利率、汇率、资产价格、企业偿债能力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超周期的恶化，便意味着金融危机的发生。

“金融”一词涵盖的范围极广，金融危机也有不同的类型，一般来说，有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股市危机、债务危机和系统性金融危机等几类。货币危机是指投机冲击导致一国货币大幅度贬值，抑或迫使该国金融当局为保卫本币而动用大量国际储备或急剧提高利率；银行业危机是指真实的或潜在的银行破产致使银行纷纷中止国内债务的清偿，抑或迫使政府提供大规模援助以阻止事态的发展，银行业危机极易扩散到整个金融体系；股市危机的表现最易把握，那就是股市崩盘；债务危机是指一国处于不能支付其外债利息的情形，无论这些债权是属于外国政府还是居民个人；系统性金融危机，可以称为“全面金融危机”，是指主要的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的混乱，如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股市崩溃及债务危机同时或相继发生。

（二）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危机的联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全世界发生了6次大的金融危机，其中有3次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1982年，以墨西哥政府宣布不能偿还外债为先导，爆发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政府宣布比索贬值，引发了以拉美国家为先导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和资本市场危机；1997年，从泰国开始，又形成一轮与1994年金融危机类似的，主要波及区域为东南亚、东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

细观3次金融危机，可以发现共有6处相同点：

（1）危机爆发的国家均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

（2）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均很高，以利于大量吸引外资。

（3）存在不同程度的经常项目下赤字。如墨西哥1994年经常项目下的赤字达到294亿美元，相当于1990年的4倍。泰国1995年经常项目下赤字达到135亿美元，相当于1990年的两倍。

（4）有大量外资流入，流入方式以银行贷款及其他债权投资为主，直接投资数量不大，如1990年-1994年墨西哥的外资流入共950亿美元，其中外国直接投资只占25%。

（5）均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完全放开经常项目、部分或全部放开资本项目的货币兑换。

（6）银行资产质量存在较大问题，银行体系承受风险的能力脆弱。

事实上，这些共同的特征都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产生作用。这些因素中，大部分涉及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内容，使人们将金融危机与金融自由化联系在一起。

许多研究认为金融危机与金融自由化有关。艾思利·德默·格昆特、傅恩瑞卡·笛特拉齐亚克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脆弱性》一文中，以1980年-1995年间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53个国家为样本，分析了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简单来讲，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业容易失败的特性，也被称作“金融内在脆弱性”）的关系。结果发现，金融脆弱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宏观经济衰退、失误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际收支危机等，但金融自由化因素对金融稳定具有独立的负面影响。(www.daowen.com)

（三）金融自由化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

概括起来，金融自由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了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

1.利率自由化后，利率水平的急剧变动会増加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

首先，当实际利率上升到接近甚至超过实际资产的投资收益率时，投资需求减少，投资规模缩减；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银行贷款利率提高还会产生逆向选择问题，即厌恶风险的借款人回避高利率，不去贷款或减少贷款需求，而偏好风险的借款人则不顾高利率成本，他们更多地成为银行的借款人，导致银行错过了优质客户，选择了劣质客户，贷款项目的风险因而提高。

其次，放开存款利率后，存款机构之间的竞争抬高了存款利率，使银行的筹资成本上升。如果贷款利率没有上升相同的幅度，存贷款利差将缩小，会减弱银行的盈利能力，诱使银行自身从事高收益、高风险的项目，这也增加了银行的潜在风险。

再次，在金融自由化的开始阶段，利率的急剧上升会吸引大量外资流入，使外债增加，当出现国际收支恶化、外汇市场信心丧失时，国际资本抽逃、货币贬值将使一些金融机构无法偿还外债而破产。如果在政府财政赤字过多的情况下放开利率，则无疑会加大政府的利息负担，使财政赤字进一步增大。受政府债券市场容量以及税收收入的限制，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仍不能摆脱向银行借款的融资方法，结果是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最后，利率的波动加剧，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处于金融压抑状态的金融机构可能在金融自由化的开始阶段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缺少有效防范利率风险的措施，使金融风险进一步增加。

2.钉住汇率制度与开放资本市场之间孕育着风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大多与国际资本在各国资本市场之间的移动有关。国际游资进出一国资本市场的难易程度取决于该国汇率管制的严格程度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在外汇方面，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的改革中，无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开汇率的管制，如墨西哥与泰国均实现了经常项目下和资本项目下的货币自由兑换。出于多方面考虑，大多采取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要求政府将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保持在一个相对窄的范围内波动。当出现外部冲击时，政府必须运用外汇储备以维持汇率稳定。在资本市场方面，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国内经济的发展，均设法吸引外资，包括提高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减少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泰国和墨西哥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几乎完全排除了资本流动的障碍，使大量的国际资本可以自由进出该国的资本市场。但是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一旦由于某种原因使国际游资大规模撤离，将会给政府维持盯住汇率制度带来很大困难，严重冲击外汇储备量。与此同时，政府或者放弃盯住汇率制度，任其自由浮动，或者采取强有力措施，增强限制外国资本自由进出本国资本市场的程度。无论哪一种方法，均会给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及其吸引外资的能力带来一定时期的不良影响。

3.放松金融机构准入，加剧了金融业的竞争，监管松弛，增加了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业的风险

放松金融机构准入包括放宽本国金融机构的开业限制和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准入两个方面，这些措施加剧了金融业的竞争，降低了相应金融业的进入壁垒，从而使银行执照的特许权价值降低，银行管理风险的动力相应降低。如果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缺乏足够的谨慎监管和监督措施，银行就可能通过各种途径从事高风脸的业务，加大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艾思利·德默格·昆特和恩瑞卡·笛特拉齐亚克分析了80个国家1988年—1995年的银行财务数据，说明金融自由化降低了银行特许权价值，从而加大了银行的脆弱性。

4.一些银行类金融机构积累的大量不良资产降低了它们抵御风险的能力

这些金融机构积累的大量不良资产，暴露在金融自由化过程所形成的巨大风险之下，导致一些金融机构破产，同时也给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由于政府长期实行对银行信贷业务的行政干预，形成了大量不良贷款。虽然在政府的保护措施下，对银行流动性的威胁只是潜在的，一旦实行银行私有化，问题暴露，潜在的金融风险很容易突然转化成现实的金融风波乃至金融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进行金融自由化时，由于经济波动加剧，许多私营企业发生财务困难，致使一些银行濒临破产。为此，一些国家采取扩张信贷的措施以拯救银行，但这些措施实施的同时又造成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如通货膨胀的加剧。

亚洲国家以日本和韩国为典型，日本与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均采取了政府直接干预银行贷款，以扶植企业、调整产业结构的经济政策。因此，两国的银行均有大量累积的呆坏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两国均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政府对银行的干预减弱，对银行的保护程度也相应减弱。尽管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拨付资金冲抵呆账，但历史遗留的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一时期，两国经济正处于高增长、低物价的黄金时期，银行对贷款中的新增呆账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以致相当数量的贷款投入房地产。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经济泡沫破灭，银行呆账问题日益明显。紧随其后，1997年，韩国银行的呆账问题也受到了世人的关注。当东南亚金融危机袭来并翻转北上之际，日本、韩国无不为脆弱的银行体系所累，纷纷出现了大银行倒闭的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