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制造业净出口也排名第一。在国际22个标准工业大类中，当前我国排名第一的就有七类，而在细分领域，有超过320种工业品排名世界第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仍有不小差距，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如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较低，部分产品质量差、档次低、知名品牌少，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能耗高，对环境污染大，企业信息化水平低等问题。

1．自主创新能力薄弱

虽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国，但是在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力、煤炭及建材等15个行业，技术差距主要在于技术指标水平低、数字化技术运用低、自动化水平低等方面。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成就，专利申请数量大幅上升，2018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3.2万件，继续位居世界首位。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关键零部件、系统软件和高端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我国高端芯片80%依靠进口，2018年芯片进口金额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在高性能运算芯片CPU/GPU/FPGA以及高性能模拟芯片领域，目前的国产芯片占有率几乎为0。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关键核心技术，产品的附加值偏低，一些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

首先，中国制造业企业和产业创新的动力、能力不足，整体研发投入强度仍然较低。2014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仅为0.84%，与美国（19.74%）、日本（10.50%）等国家差距巨大。2015年，中国500强企业的研发强度达到1.29%，但与世界500强企业平均5%的研发强度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2016年，中国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制造业企业占比已从2014年的26.5%大幅升至39.7%，但仍落后于欧盟15国平均47.3%的水平。

其次，中国的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基础研究的执行部门主要有高等院校、政府研究机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等，不同国家各执行部门所占比例差别较大。与主要创新型国家相比，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执行结构（经费在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等执行部门的分布）比较失衡，严重依赖高等院校和政府研究机构等公共部门，在2016年，这些公共部门执行的基础研究支出占比高达96.8%，而企业只占了全国3.2%的基础研究支出。而在美国，企业执行的基础研究支出占比达25.8%；日本的比例更高，企业承担了全国46.7%的基础研究任务。在企业的具体研究领域方面，中国的企业研发支出中只有0.2%为基础研究，更多的是将资金投入到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领域，而主要创新型国家，如美国、日本，企业的基础研究占比基本都在6%以上。

图2-1　2016年各国基础研究支出的执行部门分布

图2-2　2016年各国企业研发支出的活动类型分布

此外，国内产学研协同创新体制尚未形成。科研院所经过市场化改制以后，将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从共性技术领域转到应用技术和商业化领域，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始弱化。由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拥有不同的评价机制和利益导向，各自创新的目的严重分化，以结项为创新周期结点的研发体制，往往导致科研成果转化率低下，据统计，我国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转化率水平，产学研有效合作创新的机制尚未形成。

2.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低

我国工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比重较低，导致我国资源能源的消耗巨大。据2017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6年中国能源消费3053百万吨油当量，超过美国780百万吨油当量，稳居榜首，而从能源清洁度看，中国清洁能源占比仅为19.2%。同时，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足40%，而工业能源消费量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高达70%左右，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根据英国BP公司统计，我国单位GDP能耗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9倍、美国的2.4倍、日本的3.65倍，同时也比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高。在工业消耗的能源中，石化、冶金、发电、建材、重型装备制造、化学工业六个行业消耗的能源占比80%左右。我国基础制造工艺的绿色化水平还不高，能源及材料利用效率低。而且，我国工业生产污染排放量较高，导致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在中国的工业结构中，重化工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对资源和能源的要求较高、依赖性较强，高能耗、高污染行业规模依然庞大，导致污染排放总量居高不下。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好工业制造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将大大阻碍中国工业的发展进程，不利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顺利推进。

表2－1　2016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前10名及能源结构

数据来源：2017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此外，我国的劳动生产效率较低。制造业发展程度的高低取决于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的高低。从2016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制造业对GDP的贡献值是29.9%，美国的是12.3%，中国制造业劳动成本是3.3美元每小时，美国是38美元每小时，全球创新企业百强美国有35家，日本有40家。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能力与效率与其他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虽然从劳动力成本的绝对水平看，我国仍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单边快速上涨，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正在逐渐减弱。由于人力成本上升及能源成本、交易成本较高，近年来中国的综合生产成本不仅已经超过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甚至与不少发达国家相比也没有很大优势。例如，随着页岩油气革命，美国一举实现能源自给并有余力出口，导致发电成本急剧下降，美国的平均电价只有中国的一半。美国的土地成本、物流成本、税收成本也较低，虽然人工成本仍然较高，但由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加上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发展导致用工量大减，人工成本在总成本中的份额已经降低。在部分行业，中国制造的综合成本已经超过美国。

3．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深度不够

信息化可以带动工业化发展，而工业化反过来又可以促进信息化发展，因此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在一起，实现“两化”并驾齐驱、深度融合是当今经济背景和时代格局下的最优选择。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是建立在信息技术发展基础上的。两化融合的目的是通过发挥信息资源在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的强力助推作用，进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优化产业结构，从而提高工业生产力。近年来，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使我国信息化水平上升了一个高度，使得其与工业化的融合具有更高的可行性。不过，我国的信息化水平仍然不高，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生产过程信息化水平不高。信息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是企业实现资源集约利用、价值增值的主要活动和关键核心途径。它对研发设计信息化以及经营管理信息化建设起着有效衔接、支撑和促进作用。目前，发达国家已开始步入制造业和信息技术全面综合集成，以数字化、网络化应用为特点的工业4.0新阶段。然而，我国一些企业的生产过程信息化水平仍处在初级到中级的过渡阶段。

二是与信息化直接相关的生产设施平台共享、数据中心平台建设力度不够。现有平台对行业内联盟企业间的信息化集成应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协同生产和管理的支持作用发挥不大；数据共享实际操作环节的各项业务衔接和有效过渡能力不高。

三是信息技术综合集成应用水平不高。信息技术集成应用是构建现代工业生产体系的重要保障，而我国的企业和产业链的综合集成应用水平都相对较低，如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应用度低、研发设计与生产制造的信息技术综合集成水平相对低、生产制造与经营管理的信息技术综合集成水平也相对较低；产业链上各企业以及产业链间协同设计、协同制造、协同物流和协同商务水平仍然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四是信息技术节能应用水平不高。应用信息技术实现节能降耗是当前各国各产业发展的潮流和主要途径。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正处于新型工业化道路上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应用信息技术对石化、钢铁、有色金属等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进行生产模式改造从而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任务。目前，我国的节能产品开发力度不够，企业对节能产品研发设计的资金和环境支持力度不到位，节能产品的市场化应用表现不佳，节能新模式的应用水平较低，信息化在节能降耗新机制，如合同能源管理、能源管理中心方面的作用发挥远低于发达国家。

五是信息技术融合促进产业创新能力不强。具体表现在：信息技术在促进企业研发设计创新方面力度不够，各行业对此的支持力度，如平台建设、政策倾斜力度、资金支持力度、人力资源投入等表现不均衡；信息技术在生产过程和经营管理过程中的系统应用水平较差；创新产品市场化方面，周期长，市场化效应见效慢、资金回收和再循环利用方面水平相对低下。(www.daowen.com)

4．产业布局结构不合理

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主要是靠低成本要素优势、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及管理，迅速形成生产力来实现规模扩张，依靠投资进行拉动。2011年以来，我国大多数工业行业都出现了产能相对过剩的问题，到2018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5%。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能利用率为70.6%；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8.0%。按照国际制造业的同行标准，工业产能利用率正常在80%－90%，而我国的一部分工业产业的产能利用率未达标。

表2－2　2018年工业产能利用率

注：产能利用率是指实际产出与生产能力（均以价值量计量）的比率。企业的实际产出是指企业报告期内的工业总产值；企业的生产能力是指报告期内，在劳动力、原材料、燃料、运输等保证供给的情况下，生产设备（机械）保持正常运行，企业可实现的、并能长期维持的产品产出。

中国的制造业呈现发展不均衡的态势，生产能力主要是集中在东部沿海少数省份，中西部与东南沿海之间制造业发展的差异不断扩大。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在省际水平上发展极为不均衡，从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来看，省际水平的集聚进一步强化，江苏和广东两省的全国占比已超过50%，省际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发展差距持续扩大。

另外，我国出口竞争力较强的产品还是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个别的高新技术产品也是来料加工或来件组装产品，技术密集型产业短缺。我国每年不仅要进口大量的原油、天然气和铁矿石等资源型产品，还要进口大量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

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关键领域自主研发能力不强，直接影响到向服务转型的效果。

5．在国际分工中地位不高

产业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而比较优势决定了分工的格局。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影响其演变的主要因素是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斯蒂格利茨认为比较优势的存在有四个基础：（1）自然禀赋，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和气候等自然因素；（2）后天的禀赋，即资本、人才、技术等；（3）优越的知识，包括技术优势，可能是由历史的偶然因素造成，也可能是由有意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导致；（4）专业化，它可使其他方面都相似的各区域产生各自的相对优势。这些基础就是资源禀赋，其中（2）和（3）是可变因素，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

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而发达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主要集中在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通常我们采用贸易竞争力指数衡量双边贸易竞争力，贸易竞争力指数是指某一产品净出口额与该产品进出口总额之比，在我国与发达经济体进出口贸易结构中，贸易竞争力指数高于0.5的产品主要是纺织服装、家具和生活用品等，而指数低于0.5甚至为负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型的芯片、轿车和精细化工产品等机械电子产品。我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外资企业把我国视为生产加工基地，即原材料的采购和零部件的制造以中国本土化为主，研发和市场销售网络则还是由跨国公司控制，我国制造企业只是充当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

6．世界知名品牌和跨国企业相对缺乏

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统计数据，国际知名品牌在世界品牌中占有的比重不足3%，但国际市场占有率却高达40%，销售额更是超过了50%。虽然我国产品远销海外，但缺少世界知名品牌，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占比不到20%，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海外市场的销售额占企业出口总额的比重不到10%。

根据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公布的2016年度《世界品牌500强》榜单，全球入选2016年度《世界品牌500强》的有28个国家，从拥有知名品牌的数量上看，美国 227个，排名第一，占全部500强的比重为 45.4%；法国、英国都是41个，分别占比8.2%；日本有37个，占比7.4%；中国有36个，占比7.2%。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我国全球著名品牌数量明显不足。而且，我国入选世界500强的36个品牌，主要集中在银行保险、传媒互联网、能源行业，而属于先进制造领域的知名品牌仅海尔、华为、联想三个。

表2－3　中国入选2016年世界品牌500强品牌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