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合作医疗的重建工作在总体上是失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大概有以下一些原因：

（1）行政强制力大幅削弱

改革开放前合作医疗之所以能达到90%以上的覆盖率，主要是行政强制力推动的。“文革”期间，各级党政机关包括生产大队把推行合作医疗制度当作一项政治任务，自上而下强制推行。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生产和收益分配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与之对应的村级政权组织功能弱化问题在我国表现得比较普遍，导致包括合作医疗在内许多公共事业的发展缺乏有力的组织基础。

（2）药价飞涨

改革开放后医药费用飞涨。改革开放前由于药品价格严格受到国家控制，以及医疗项目和药品本身的有限，所以无论个人看病的支出以及国家卫生总费用都被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疾病谱的变化，医药费用的增长是必然的。但问题是农村医疗保健价格增长幅度长期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也高于同期农村消费价格增长幅度，导致农民医疗负担越来越重。

（3）人才流失

传统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有健全的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和广大的赤脚医生队伍作为支撑。经济体制改革后，一方面，大批城镇支农医务人员回到了城市；另一方面，农村自己培养的赤脚医生已经不能继续从集体经济处继续获得收入补偿，部分人利用开放、搞活的政策开始从事其他行业。这导致农村医务人员大大减少，同时又无法及时补充，势必影响到了合作医疗事业的发展。(www.daowen.com)

（4）基层政府缺乏动力

从基层政府来看，改革开放后缺乏推行合作医疗的动力。传统合作医疗时期基层政府是合作医疗的组织者、管理者。当时中央和上级政府重视合作医疗，推行合作医疗既为群众办了好事，又可以成为自己的一项政绩。可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推行合作医疗不但失去了上级政府的支持，还可能被指责为推行计划经济的制度，“保守”、“落后”，甚至还有加重农民负担的嫌疑。同时，推行制度还需要一家一户对农民做思想工作，进行宣传教育，收缴保险费，组织管理成本高昂。在此情况下，基层干部缺乏推行合作医疗的激励，理性的选择当然是不去做这“吃力不讨好的活”。

（5）农民的态度

农民自身的观念和对合作医疗的态度都会影响合作医疗的持续性。改革开放后，农民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加入制度的自主权增大，完全取决于加入制度的成本与相关收益的对比。恢复重建时期合作医疗筹资成本主要来自于农民，农民加入制度的成本比人民公社医疗时期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农民作为单一筹资主体筹集的资金有限，合作医疗保障水平低，与农民随收入增长对医疗服务产生的多种需求不相适应。大部分农民认为合作医疗大病解决不了，小病没有合作医疗自己也能解决，看病自由度更大。因此，合作医疗的吸引力大大下降。

因为这些原因，导致在20世纪80年代想重建医疗合作制度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