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更具体地来考虑比例与规模在功能上相关的这一重要主张，以及将它们视为不相关所导致的错误性质。

比例与规模仅在如下意义上才能合理地“分离”，即当另一个在假定值上保持不变时，而两者中的每一个都能正式地确定一个相对的最佳量。因此，对于任意既定的规模（总支出）存在最佳的比例，对于任意既定的比例存在最佳的规模，借助于无差异曲线的方法，能够最有效地找到前者，但是，表现出来的却是包络线上的一个点；后者则由特定CP曲线的最低点来确定，一般来说，它根本不在包络线上。只有公认所讨论的变量之间存在根本的功能性关系，这种局部解决办法才是“合理的”。在现在的问题中，每个变量本身仅具有非常有限的含义或价值。的确不能赞同突然停止这种局部分析，从而使比例与规模保持分离。因为在一般的问题中，它们两者都是可变的；只有将它们再次集合起来，才能得到厂商的最佳（最低）成本条件。

在着手探讨这个一般问题之前，应当承认在某种局部分析中，比例与规模两者也都是变量。当一种要素（或者要素组合）在假定值上保持不变而其他要素相对变化时，沿着“设备”曲线的运动既包含比例也包含规模（总支出）的持续改变。这种不变要素的分析非常重要[29]（并且的确不会招致反对），然而，通过对比例与规模必须保持分离这一结论的精确判读，必须排除这种分析方法。

不过，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一般分析，在这种分析中，全部要素在包络线上都是可变的。像通常那样，认定“最佳比例”是一个单独的问题，该问题的解决为第二个截然不同的规模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即这些“最佳比例”在全部总支出上的复制，这样的想法不是将一个复杂问题分解成几部分，而是完全误解了它。原因在于，得到最佳比例的过程，也会得出最佳总支出；反之亦然。因为在寻找包络线上最低点的两种情形中，这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像通常那样，根据在其他产量上（CP曲线）复制这些最佳比例来界定规模问题，就是在创造一个完全人为化的问题。像通常那样，进一步认定不仅“最佳比例”独立于规模（CP与包络线重合），而且（在理论的“完全可分性”下）一种规模上的最佳比例几乎等于另一种规模上的最佳比例（CP曲线变为水平），就是将这两个有关的因素“分离”，其手段是一种极端但有效的权宜之计，即彻底清理两者之一，因此也清除了厂商，这一次是创造了一大堆人为的问题。(www.daowen.com)

从历史上看，这种事态由一种非常古老的惯例进化而来，这种惯例将收益递减的“不变要素”方法解释为仅仅单独包含了比例，或许是不知不觉中将规模与不变要素相联系，规模则被视为不变。因为可变要素发生小的变化时，相对于不变要素发生变化而言，总支出随之发生的变化相对较小，所以，这一解释中包含的错误可能并不很大，但是，经过扩展错误，很快就变得很大。因此，如果“管理”占总支出的百分之五，所有其他要素占百分之九十五，那么，所有其他要素加倍后，就不仅改变了它们与管理的比例，而且事实上会使总支出加倍。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并且的确在任何时候，无论一种不变要素被确定为多么不重要，通常的惯例仍然是将全部结果归于比例。[30]因此，将全部结果归于比例已经成为一种非常容易的办法，甚至当没有不变要素时，就像在包络线上那样，只要比例完全随着变化的总支出而改变，那么结果都是一样的。[31]现在，比例已经完全获胜，因为它们解释了全部的规模经济，所以，显然没有什么剩余的东西可以让规模来加以解释，我们于是也就有了如下结论：规模经济（与不经济）不存在。不过，它们的确存在的事实是与如下理论相符的，该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不存在的原因是基于某种观点；正是“不完全可分性”通过破坏所有产量上的适当比例，才得以说明规模经济。最终，只能借助于使之成为同义反复这种恰当的权宜之计，来挽救这一完全荒谬的结论。

当比例与规模两者都变化时，对成本所产生的影响——不是任何一方独自的影响，而是两者共同的影响——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一点会更好；一旦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任何问题就都很容易地开始明朗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