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首章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古代“大学”的含义是“大人之学”，或指要成为社会中坚骨干必须学什么，或指孩子七岁读小学，十五岁成年则读大学。而上面那段话的意思是说：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美的境界。知道应达到的境界度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够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够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够有所收获。每样东西都有根本有枝末，每件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古代那些想要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通过对万事万物的认识、研究后才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茅忠群感慨：两千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下》），把生命的历程铺设在这一阶梯之上。所以，它实质上已不仅仅是一系列学说性质的进修步骤，而是具有浓厚实践色彩的人生追求阶梯。它铸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心理，时至今日，仍然在我们身上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不管你是否意识明确，不管你是积极还是消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总是或隐或显地在影响着你的思想，左右着你的行动，并使你最终发现，自己的人生历程也不过是在这儒学的进修阶梯上或近或远地展开。事实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有几人是真正出道入佛的野鹤闲云、隐逸高士呢？说到底，依然是十人九儒，如此而已。

在茅忠群看来，历来圣贤屈指可数，所以大学不会要求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圣贤，而是让我们去向圣贤学习，去学习他们高尚的品德。大学就是大人之学，讲的是成年人应该学会的东西。可是在当今社会，由于《百家讲坛》上某个专家的一句“伪君子不如真小人”，这句话就在中国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小人只要在为非作歹之后，说句“我是真小人，不像某些人表里不一，虚伪”，然后就将做坏事推到了光明磊落的地方，好像他自己做了一件伟大崇高且神圣的事情。就这样，明知道一件事情是不正确的时候，还偏偏去做的真小人倒成为当代人膜拜的对象。在我看来，这正是非明德的表现，一个连是非曲直都分不清楚的人值得大家崇拜么？再来说这伪君子，何为伪君子？就是那些明知道是非功过，但是心里却闪过一些阴暗念头的人。人皆有七情六欲，有恶念很正常，如果没有恶念，那也不需要圣人了，因为那已经超脱了人的范畴。清朝的曾国藩，被誉为是中国的最后一位圣人，他每天通过日记不断地反思自己，批判自己，连一些不容于世的思想都记录下来批判，就这样，最后曾国藩几乎成为一个完人，但是他却失去了做人的感觉。很多研究他的学者都说，曾国藩最终成为一块石头，因为他强烈压制住了七情六欲。这种人我想并不是孔子所主张的完人，因为孔子自己也有欲望。

茅忠群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善的种子，也有恶的因子。对此，孔孟之学坚持“人性善论”，认为人的天性里还是良善为主，所以后天的教育，就是要依靠道德的引导把人性之善开发、鼓励、彰显、践行出来，让德善的力量在每一次观念抉择时都占上风。

而与之相对的就是以儒家荀子为主的“人性恶论”，在人心善恶的两面性上，他更强调的是人性中天生裹挟的恶之花，要改变人性需要“化性伪”。伪，就是人为的意思。所以他教出的弟子，是韩非子、李斯这样典型的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法家强调“法”的严整，就是不信任人性的自我管束，要用法的手段来惩治人性之恶。

那么，人性既然天生具有善恶两面，最合理、最成功的应对方法，就是采用“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既要依靠德善的引导来实现自律，又要依赖法治的约束来实行他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是启迪人心的一种温暖力量与正面教育。一个人如果能学会审视自我、不断地朝着光明前进，那么，这样的修身过程，就是大人之学，就是君子所为，就是大学之道。

致以良知，行以明德，最终止于至善。

有些人会说有至善吗？

茅忠群认为，答案是没有的，因为完美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既然没有那为什么还要去追求呢？

这也是大学要教给当代人的一个常识，人不应该停下追求完美的脚步。至善很难达到，但是我们也不会放弃追求真善美的脚步。康德说过，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这两样都很难达到，但是都很美丽，所以才能震撼人心。

敢于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我们才是人。否则，仅仅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我们与禽兽何异？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的最后引用《诗经》感慨地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人，总归要有精神寄托和追求。

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志在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孔子的学问，主要在于人道，人道以政为大。儒家经典著作中，《大学》作为一部阐明政道的书，是儒家最为重要的人道学问。《大学》提出三纲八目，是儒家管理哲学的总论。孙中山先生对《大学》也极为赞赏，他说：“中国政治哲学，谓其为最有系统之学，无论国外任何政治哲学家都未见到，都未说出，为中国独有之宝贝。”(www.daowen.com)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茅忠群认为，就个人来说，明德指良好的“德行”；就社会而言，明德指良好的“德政”。儒家宣导修己以安人，明明德便是“发扬光大、修己安人”的良好德行和德政。企业家的明德，就是修善心、行仁事。

方太儒道的根本原则，也是以修己（管理者的良好德行）安人（管理者的良好管理行为）为核心的，明德以求尽乎为己之道，明明德以求近乎管理之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一个管理者，首先在思想上要有一个高标准（明德），逐渐完善个人的修为，从不间断。培养自己的优良品德，增加自己的理论知识，完善自己的管理行为，更新自己的管理观念，提高自己的管理意识，发展自己的管理眼光，甚至形成一套自己的管理理念。如此则具备了一个优秀管理者的良好素养，即做到了管理者的修己。

明德由心生，修己而安人。

管理者修己后，让员工的思想也逐渐得到提高（明明德），对企业的发展路线、发展方向和发展前景，对企业的管理政策，对个人的发展前途以及个人与企业的关系，都能形成正确的认识。那么员工便可以理解管理的行为，约束自我的行为，并能将自身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一视同仁、等同对待。使其明德于心则人心安，让心指引个人的行为则行为规范，这是管理的一种智慧，类似兵家的攻心为上，可达到老子的无为而治。

管理是明明德的历程。良好的修己，是德行；良好的安人，即为德政。发扬光大、修己安人的道理，便是明明德。有了这样的基础，企业便会形成一种和谐的氛围和向上的凝聚力。如此，企业发展便会无往不利。

为此，方太请过很多国学老师来方太讲学，让员工切身感受大师的魅力。

方太把这种教育课堂称为“明师大学堂”。

明师，而不是名师。

何也？方太请老师讲课，不注重外在名气，更关注是否真的能把道理讲明白，能够悟透儒道。

在茅忠群看来，明明德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对员工进行教育的过程。

茅忠群认为，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能拔苗助长，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因此他对方太人的教育是通过熏化、感化，是内而化之，始终用春风化雨般的情怀，滋润那一颗颗干涸的心灵。他知道，做教育，浅尝辄止或者急功近利都将欲速而不达，甚至会适得其反。

“明师大讲堂”的目的在于通过弘扬传统文化，通过教育让员工学习儒家传统文化。把“育人”上升到高于“读书”“教书”的唯一目标或职责的地位，育人不能只是“教书”，成人不只是“读书”，不只需要知识，更需要德育培养，需要动手实践、探索能力的培养，因而需要更多地学习生活、艺术、健体、交际、心品等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需要活动、实践。

如果说关爱是满足员工的需求和欲望，那么教育则是开发人性、管理员工的欲望，让员工的欲望更加合理化、适度化、利他化。《三字经》上面说：“养不教，父之过”，所以可能最后要落实到主管部门自己去教育。但是茅忠群也不赞成什么都纳入考核，因为儒家文化还是期待很多工作可以自主自发地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