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具体的管理问题，一般人都会有纠结用什么样的具体方法。过了纠结关的茅忠群认为，实事求是，以现实为基础，以儒家文化为根本，充分运用各种管理方法，尤其是以西方管理为手段，中体西用，在企业内实现和谐统一，并在融合的过程中，渐渐形成适合本土企业的相对完整的管理思想体系。

事实上，世界各国的管理模式都有一个“以我为主、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过程。客观上讲，西方管理学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管理思想已经非常成熟，创造了很多工具、流程，用起来很有效。多年来，方太专注于国外流行的现代管理方法或专业管理体系，如绩效考核、流程管理、全面质量管理、领导力、工艺流程、设计理念等，在学习引进的时候掌握其精神实质，领会其先进管理理念，形成大量行之有效、极为宝贵的管理经验和方法。

甚至在使用这些工具方法的过程中，茅忠群比一般学习西方管理经验的企业家更“虔诚”，如当年推行ISO9000认证的时候，一家质量认证咨询机构声称确保通过认证且要价很低，这一方式在很多老板那里屡试不爽，因为很多老板都希望少花钱、通过快，只是为了做国际贸易有个通行证。然而，这在茅忠群面前失灵了，他断然拒绝与这一机构合作，并对另一家咨询机构要求：“什么时候完成认证我不关注，我要求你们帮助我们做的质量管理标准一定是100%符合国家标准甚至国际标准的，价格好说！”

正是靠这种学习之心，方太运用西方管理工具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没有必要把它丢掉，我们也要拿来主义，而且一定把它用好”。茅忠群说。

但是，作为中国的本土企业，茅忠群担忧的是，长期用外国的管理理念进行管理，会陷入逐利的泥潭中，这不太符合方太发展的本义，而且也不是长久之计。再强大的武器也取决于使用者的想法，清军用同样强大的军舰火炮败给了军舰数量更少且军备品质相同的日本海军，不是输在了武器装备上，而是输在思维模式上。

“任何一种管理方式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离开了文化土壤，就会失效。西方管理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并产生效果，就得跟中国的本土文化结合。”茅忠群说。

他意识到，西方的企业制度是建立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上的，西方企业制度在西方文化土壤里是比较有效的。但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只是从西方搬来了企业管理的制度，而没有办法把土壤搬过来，所以，中国企业在运用西方制度时，效果就打了折扣。

他觉得，要让西方的制度适应中国的文化土壤，需把西方的制度加以适当的改造，以适应中国的文化。比如，我们不能迷信制度管理的效果，我们要加强员工的道德教育和因果教育，提升员工的心性，让员工产生羞耻感和敬畏感，自然就会更加自觉地遵守制度，这恰恰是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教化”和“德治”。

他认为，制度建设要符合儒家的“仁义”观。“仁”即仁爱、仁义，就是“仁者爱人”，体现在制度层面上，就是建设制度要替员工着想，“义”就是制度要合理合宜，这样，企业制度容易被员工遵守，而且是主动自发地遵守。儒家的“仁义”思想应该成为中国企业制度建设的灵魂。

事实上，使用西方的管理方法和工具，用东方文化管理企业，不少成功的企业家都有过探索。

最典型的莫过于稻盛和夫，崇尚阳明儒学的他创造了“以心为本”的经营哲学，让企业经营围绕着“怎样在企业内部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牢固的、相互信任的关系这样一个中心点进行”，在他的经营下，他一手创办的京瓷公司从一个地方的小企业发展成为今天拥有两个名列世界500强的子公司的大型跨国企业。

稻盛和夫的成功给了茅忠群一个学习的样本，也给茅忠群一个极为强烈的刺激：一个日本企业家能如此坚持用儒家思想治理企业并走向成功，作为中国本土的企业家怎么能舍近求远呢？而且，就像很多中国企业家一样，茅忠群到了日本考察后，发现几乎所有成功的日本企业家从言谈举止到治企模式都带有鲜明的儒家思想色彩，王阳明先生的“致良知”理念在日本企业界似乎有着极为庞大的“粉丝团”。

他坚定了自己的执念：我们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中西方结合的成功管理之路。

茅忠群希望带领方太走一条中西合璧的中庸之道，凡是优秀的文化都要为我所用，这也是主张包容的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他认为：“如果中国企业纯粹学西方管理，可以管理得很好，绩效也会完成得不错，但肯定不可能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员工和老板的幸福指数可能会很低，企业甚至很难长久”。

当重视组织、绩效的彼得·德鲁克遇到“仁义礼智信”的孔子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茅忠群认为古人有大智慧，能以《论语》治国，他不求像古人那样治国，但治家总是可以的（从大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大家），他也想“以半部《论语》管理方太”，要采取“儒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法，用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制度化管理，这是西方管理强调的，另一条腿是价值观、信仰、教育，即儒家文化的“仁义”精神。

德鲁克是一个很重视价值观的西方管理大师，他在晚年也认为：管理的背后是信仰。他曾经说过：“21世纪，中国将与世界分享管理奥秘。”尽管德鲁克对中国企业的管理未能提出什么直接和具体的看法，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他还活着，如果他在活着的时候能够来到中国，像彼得·圣吉一样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他也会心悦诚服地认同：儒家的价值观会成为中国企业价值观的内核。

茅忠群提出的思路是“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道”指的是中国的儒家思想，“术”是西方管理。“道”和“术”的融合需要“以道驭术”，取西方管理的精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指导下进行改造。

其实，从20世纪初，关于引进西方思想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碰撞的问题，一直是仁人志士和学者们热议的焦点。国学大家梁启超先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为很多实践者所尊崇。茅忠群在方太所实践的“中学明道，西学优术”其实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同样是学西方的管理，有人一学就找不到东南西北，而方太怎么学都不走样。无论方太产品如何德国范儿，如果你去过方太、见过方太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正宗的中国范儿，纯纯的。

其实，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全面、深刻学习西方的日本，利用的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日本百年历史的企业超过两万家，走到哪家都能见到儒家思想做主宰，这是值得所有中国企业家、学者深入思索的一个大问题。

茅忠群发现，不少企业由于大多处于缺乏信仰、价值观虚置的状态，尽管它们的制度很齐备，但是依然很难落地，甚至采取了很多招数，仍然不能落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成为企业里司空见惯的“中国特色”行为。

员工首先想到的是发现制度的漏洞，钻制度的空子，不像西方人会恪守制度。惯常的现象是，有的企业没有价值观，仅靠制度，导致管理很难落地；而有的企业只有价值观，没有制度，导致价值观在空中飘。

从实践看来，这两者都不是理想的管理方式，也不是企业真正应该达到的状态，必须是两者相结合，才能真正有效。“中学明道，西学优术”，茅忠群最终希望建立一个以自律为主、制度为辅的中国企业管理模式。

爱因斯坦曾说过，西方文化如果缺少了东方文化的支撑，就会变成瞎子；而东方文化如果缺乏西方文化的支撑，就会变成瘸子。

如何才能把西方管理制度与儒家文化的仁义结合？怎样才能避免瞎子和瘸子的出现？从实践观察，很多企业制定制度的思路是把员工放在对立面，出发点是管控，说是管，其实是控，比如“三不准”“五严惩”等，可谓“严刑峻法”。这种制度很可能与中国的法家思想有关，也可能与来自西方制度建设的“人性恶”假设有关。

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仁义思想，但似乎“管用”，我们在企业调查中，这一做法遭到更多员工的诟病，甚至导致不少人离职。

茅忠群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与自己的原则格格不入。他觉得，员工内心都有向善之心，制度不应仅仅是约束，更要引导，使得更多的人不犯错误，更不触及法律制度的底线。方太制度制定的思路是要首先替员工着想，要了解员工为什么会犯错，然后公平、公正、合理地处理问题，不偏颇，同时防微杜渐，通过引导、教化，避免他人犯类似的错误，也避免犯错误的员工下次还犯同样的错误。

孔子的学生曾参、曾点是父子。有一天曾参在田地里干活，笨手笨脚地把禾苗锄掉了，曾点勃然大怒，拿起棍子狠揍曾参，曾参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也不躲，结果被打晕过去了。一会儿，曾参醒过来，还恭恭敬敬地对父亲说：“儿子不孝，惹您生气了。”旁人看到了都夸曾参“仁”——仁者孝为先，父亲把自己打成这个样子还不逃不反抗，多好的一个孩子！(www.daowen.com)

这事传到老师孔子这里，孔子却生气了，不让曾参进门，不认他这个学生。孔子说：“你父亲下狠手打你，有可能把你打死，如果把你打死，你父亲就会犯罪坐牢，即使不把你打死，打伤了他也会伤心，也是一个过错。他打你，你就应该躲避，所谓“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这才是真正的孝。你以为不躲避就是孝，那反而是在怂恿你父亲犯错，就是最大的不孝。”

这其实就是叫人不要走极端，更不要迂腐，要行中庸之道。遵守制度，但是不能太拘泥于制度，更不能凡事看教条；重视人，是重视合乎仁的人性，也不能任人妄为，那是为恶张目。

什么是中庸？中庸就是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上不下、不红不紫、不黑不白、恰如其分，就是平时说的“合适”，过犹不及。水超过了100°，就是蒸汽，低于了0°，就是冰。中庸就是水的状态。

这个中庸之道是儒家提倡的，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一以贯之推崇的。所以，中庸，不是平庸，也不是不动，更不是束缚手脚。

茅忠群发现，EMBA的课堂上只是学了“一条腿”，那就是以制度、流程为核心的管理。人都需要两条腿才能走稳路，管理人的系统是不是也该两条腿？为什么EMBA课堂只教会了他“一条腿”，还有“一条腿”哪去了？

另外“一条腿”其实就是信仰和价值观，但是EMBA课堂上没有信仰和价值观的“腿”，因为这不是西方企业需要做的事情，也不是西方制度应该具有的功能，西方社会通过教化已经把他们的那条“腿”培养得非常完善了。那么，我们缺失的这条“腿”往哪里找呢？中国人自然只能从中国文化的深处去寻找，信仰和价值观显然是很难照搬或强制别人信奉的，必须要能发自内心，要能打动人心，才能真正占据人心。

有了这“一条腿”，再加上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两条腿”协同作用，作为一个正常的企业，也就能走路了。

但是，光有“两条腿”是不是就能够很好地走路呢？也不见得。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他有两条腿，但是他不会走路，因为两条腿的协同作用没有练好，这就是“道”和“术”的问题。

茅忠群认为，要想真正做到“以道御术”，使制度流程能够吻合传统文化，吻合儒家思想，那就必须符合“仁义”的要求。所谓仁，仁者爱人，替人着想，制度要能够设身处地替员工着想；所谓义，义者宜也，合理合宜，公平公正。

制度要做到合理合宜，公平公正，只有这样，“两条腿”才算协同，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这个管理思想来自于《论语》当中一句话，“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句话前面还有一句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代表法家思想。法家思想也有“两条腿”，但有所不同，政是政令、刑是刑法，用这两条进行管理，效果立竿见影，但是后遗症很大，而且不可持久，所以并不可取。

秦国任用强大的法家代表商鞅、韩非等人，曾经变得非常强盛，扫六合，定天下，最终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帝国，但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也只延续了十多年。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刑罚措施太多，处罚太严厉，老百姓不堪忍受，“民”既不“免”也“无耻”了，这样的结果，就是揭竿而起。

所以，管理还是要行仁政，过于严厉的制度只能让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监督起来就会很难。就像交通红绿灯，如果只有一个红绿灯，大家都能够很好地遵守规则，这就是儒家，他觉得红灯“应该”停下来。但是现在光有红绿灯还不够，还需要很多摄像头。因为有不少司机如果没有看到摄像头还是会闯红灯，而安装摄像头成本很高，整个城市投资是天文数字。如果真正践行儒家思想，我们相信，最起码90%的摄像头都可以撤掉了。

制度背后有文化的基因。西方的制度是基于西方的价值观，是西方的文化背景，而中国的东方制度是东方的价值，是基于东方的文化背景。所有的制度都是从自己的文化土壤中长出来的。

茅忠群说，我们把这个制度变成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制度，如果用一个词加以概括，就是符合儒家思想的叫礼制。礼并不是简单的礼貌、礼节，周礼包含了周朝的很多规章、制度、规矩。礼，我们正确的理解就是一套行为规范。

这套制度和西方的制度、法家的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茅忠群的解释是，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儒家的制度必须要符合儒家的核心思想、核心价值观，必须符合“仁义”两个字的要求。

在一段时间，方太管理层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把捅娄子的人想成坏人，这是基于人性本恶（基于法家的认识）而产生的结果。举例来说，如果一个组织内有100个员工，其中1个员工捅了娄子，违反了制度，其他99个人都很自觉，他们没有违反纪律。但是，这个组织决定，因为1个员工犯了错误，那么为了避免以后出现类似的情况，必须要增加一个制度，也强制其他99个人来接受这个制度。毫无疑问，这样会让99个人感觉不舒服，因为他们觉得，我并没有违反制度，以前没制度我也做得很好。

因此，茅忠群建议不能这样以点代面来进行制度建设，尽管这样的制度建立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员工。

这其实是对传统案例管理的颠覆，也就是西方法律规范中“判例判罚”的一种修正。

他觉得，制度本身的目的不是惩罚不良后果，而是为了预防不良后果的发生。如果单纯地为事而设制度，一来是显得滞后，因为制度总是出现在事故之后，二来也显得不近人情，有点打击一片的意思。

事实上，为事而设制度的事情太多了，几乎成为制度建设的常态。尽管制度可以系统地防止问题出现，但建立任何一项制度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更为关键的是，代价付出后，制度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很多情况下是代价付出很大，效果微乎其微。诸多银行搞了高价监控机器、高昂的软件系统以及严苛的书面流程，仍然无法避免内部人员的各类违规行为。

道理很简单，制度建设缺少了灵魂和源头。

因此，我们在决定建立某种制度之前，不仅要算成本与收益账，而且一定要找到制度建设的本源，尤其是用建立某项制度的方法来防范偶然性事件，其成本可能远远高于其收益。更为荒唐的是，为了防止有人拿假学生证买半价火车票，有人竟然提议将全国所有的大学学生证都换成装有特定防伪标志的证件。其实，这种做法的成本将远远高于少数人拿假学生证买火车票造成的损失。可谓为了制度而制度，甚至为了制度而忘记了为什么要建设这个制度。

一项制度从建立到完全起作用，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要不断付出新的成本，这种成本就是新制度的“贴现率”。所以，在决定建立某项制度之前，除了要考虑到建立制度的成本之外，还要考虑到从建立起制度到制度完全发挥作用中间的“贴现成本”。有时，往往是因为“贴现成本”太高，即使所建立的制度再好，也可能是社会不堪承受之重。

《周易》中提到：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就是说：在位妥当在于有所节制，处中守正必将行事畅通。天地有所节制而一年四季才能形成；君主以典章制度为节制，就能不浪费资财、不残害百姓。这个节是有度的，不能过头，不能过分，更不能因为一棵树的过错，而惩罚一片森林。这应该是传统文化给我们确定的制度建设的内在规律。

孔夫子早就感慨过：“为政在人”。其实，再好的制度，如果人不愿意认同，不愿意执行，那制度就是摆设。“礼之用，和为贵”，如果一项制度的所谓顶层设计不是为了增进和谐，而是为了折磨人，那么，这样的制度必定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