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太，高层必须阅读的儒家经典是王阳明的《传习录》，因为茅忠群尤其信奉王阳明先生的“致良知”，他认为，这是人的力量的源泉，是精神的至高境界，甚至提出：

一切创新，都源于良知。

“良知”一词出自《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意思是说，人有不通过学习就能做到的，是人的本能；有不经过思考就能知道的，是人的良知。它本指一种天赋的道德意识。

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修为方法，认为良知即天理，存在于人的本体中。人们只要推及良知于客观事物，则一切行为活动就会自然合乎理，即自然合乎封建伦理道德的标准。他将这种“致良知”的功夫叫作“致知格物”。

王阳明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吾心光明，亦复何言。”吾心，良知也。光明，已致良知也。从整个阳明学的体系来看，致良知无疑是重中之重，核心中的核心。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既然是先验地存在于人心之中的，那么人们只要重新显现它就可以达到彰显天地万物的目的，而不必要从外界寻找力量。他说：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乎良知之外？从一定意义上说，王阳明所谓的良知是善恶是非的标准，或真理的标准。

他说，良知人人有，那么是非之心也是人人皆有。虽然人人皆有，但又有一个普遍的标准，天下只有一个是非。王阳明说：“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在王阳明看来，是非之心即是良知，下分圣愚，人人同有。只是圣人没有气质之蔽，是“心与理一”，而众人由于障蔽的掩盖，故“心与理二”。人人有是非之心，则人人有良知。王阳明提出“满街是圣人”，圣人就在自己心里，因此，只要认得自家良知，我就是圣人，何必向身外求圣人？(www.daowen.com)

而从实践上来讲：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是在平定了明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之后，因为朱宸濠要王阳明安葬自己的妃子娄氏而发。娄氏曾极力劝阻朱宸濠不要谋反，宁王没有听从，最后发现内心的良知。也就是说即使是谋反朝廷的宁王恶人，他还是有良知的。并不是像有的学者那样认为是在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进行了批判之后形成的。在贵州龙场悟道的时候，王阳明就从梦中惊醒，大呼：圣人之道，人人具足，不假外求。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圣人的智慧气象，不需要向外界追求，这样的“良知论”就与朱熹的向外求“格物致知”有了本质的区别。

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在王阳明看来，去掉人欲就像炼金一样，应尽量去掉有损成色的部分，才能使之接近足色。他说：“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

在王阳明看来，复原人的良知本体的最简捷的办法，就是静坐息虑，自然有得力处。于是，“王阳明格竹子”就成为一段常说常新的公案。

为了实践怎么格物穷理，王阳明一连七天静坐在书院里观察（也就是“格”）竹子，想悟出竹子的道理。他废寝忘食、目不转睛地看着、想着，一直坐到支撑不住，病倒了，也始终没有体会出竹子的道理来。

他由此得出结论：像朱子主张“穷极物理”的格物没什么用；格物应该是“格除心中的物欲”，然后自然“致良知”。他断言“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因此，他认为“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人心上做”，这样不用“穷极物理”，人人也都能致良知。

茅忠群不仅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自己的哲学源头，为自己修为的内观要求，同时，也将其作为提升整个管理团队精神境界的基本要求。所以，我们接触的方太高管们都在读王阳明的《传习录》，不断参悟知行合一、致良知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