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茅忠群交谈的过程中，他提到较多的一个人物是日本著名思想家和企业家涩泽荣一，他的著作《论语与算盘》是日本企业界的圣经。涩泽荣一在书中史无前例地提出了依靠《论语》创造商业奇迹的东方商业伦理。

不过，在涩泽荣一之前还有一个著名的人物不能忽视，那便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他提出了“和魂洋才”的开放观。

顾名思义，“和魂”指大和民族的精神，而“洋才”便是指西洋的科技。“和魂洋才”的涵义，是鼓励日本国民学习西方文化，同时也要求国民保留日本传统文化。“和魂洋才”是对明治时代以来“西洋文化优越，日本文化落后”论点的反驳。

从现在来看，“和魂洋才”与我们常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致是一个意思，也几乎是同一时期，都是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的一种反应，相当于说“中魂西制”。这可表述为社会性问题和技术性问题，也可简要地表述“人”的问题和“事”的问题。“中魂”侧重概括管理中社会性的、“人”的问题，“西制”侧重表达管理中技术性的、“事”的问题。

“中魂”指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导向和行为方式，往往是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世界观、人生追求、情感皈依和人文关怀，是中国文化中的“集体无意识”。

“西制”指西方管理中技术性的、解决“事”的问题的一面，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西方的制度、规范、工具和方法，其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尤其是工业化进程中。

涩泽荣一先生的《论语与算盘》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颠覆了鄙视金钱利益的传统观念，创造性地提出“义利合一”“士魂商才”的现代儒商精神，对日本企业乃至日本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涩泽荣一认为，《论语》代表仁义、伦理和道德，而“算盘”当然是“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利”的象征。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现今最紧要的任务。为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突破了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的传统社会观念。

他认为，以往的“君子固穷”“为富不仁”，认为要“义”就必须舍“利”的观念是对孔子的误读，其实孔子也是提倡人们去追求富贵的。例如，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如果富贵合乎道义，哪怕是执鞭打人的差事，我也会去做。如果不符合道义，那我就去做我喜欢的事情了。”在孔子的得意门生中，子路是很成功的商人，当时算是首富了。可见，孔子不反对赚钱，因为金钱不是万恶的，而是中性的。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关键是要做到“有道”，不可不择手段！

孔子反对的是将唯一的具体成功标准套用在所有人身上，有人从政，就要为民做主，尽心尽职；有人经商，要珍惜人间富贵，取财有道；有人教书，要有教无类，切勿误人子弟；有人尚未发达，那就心平气和地去面对社会，独善其身；有人富贵，就要兼济天下，不能只顾自己。

有人说，现在社会之失序，道德之缺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想，原因之一仍然是没有处理好《论语》与“算盘”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人首先是一个自然人，衣食住行、精打细算是必需的；而人又是社会人，所以必须要有“仁义礼智信”来约束，这才能真正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很多人为了追求利益而忽视了道德，由此滋生拜金主义，从而引起社会评价体系混乱，导致一切向钱看，一切以金钱为衡量标准。

因此，现在重提《论语》与“算盘”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每个人都应该处理好《论语》与“算盘”的关系，左手拿《论语》，右手拿“算盘”，从《论语》里学习处世之道，从“算盘”里体悟生财之道！

其实，当年孔子为了获得大道，也曾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他求道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证伪的过程。当你排除了99种不可能，那剩下的一种就有可能，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求道之难。孔子自己悟到了：如果被眼前的事物所迷惑，不能跟随形势的变化，就不能适应变化的形势，也就不能悟道。

对于一心向道的人来说，求道的过程永远都是漫长而艰难的，所以才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因此，我们应该学习孔子的悟道精神和悟道追求，而不是仅仅读了几本关于国学的书，坐在书斋里思考了几个晚上就认为“悟道”了。“吾将上下而求索”是一种姿态，一种信仰，一种实践，一种永不停息的追求。

2000年，茅忠群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毕业，结束了对于西方管理理论的系统学习，开始尝试全面引入西方现代管理模式，从西方知名大型企业中挖人也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同时，他也陷入了短暂的迷茫期。中国的人际关系很难用西式的方法妥善处理，更为关键的是，如果这些事情处理不好，可能会给企业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这一迷茫就是两年。2002年，这时候的茅忠群想的是，还是要学习，要学习什么呢？显然，继续学习西方的管理理论难以破解自己内心的难题。

他对比了一下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对于美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学习路径，期间，还去了若干次日本企业。他看到，同样是学习西方的管理理论，尤其是美国的管理理论，日本的管理者没有全盘学习，他们既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现代管理理论和模式，同时又很好地保留了日本本土的文化。

这种对比给了茅忠群一个很大的启发：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全盘学习西方管理模式和理论可能是错误的选择。他认为，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未来肯定不是这个样子。何况，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企业是全盘照搬西方模式或者美国管理模式而获得成功的。

茅忠群发现，把西方的管理方法用到工作中并不难，能解决好多问题——加强公司的过程管理，能够增加利润，也能让公司赚到钱。但是，人们的认同感很差，幸福感更谈不上。他认为，一家完全以赚钱为目标的公司，是不太可能成为受人尊敬的公司的，也很难获得员工的认同。急功近利的企业结果都是分崩离析，走得长的企业，都是有人文关怀的企业，都是拥有使命感的企业。

究其根源，这些长寿企业都是有坚定信仰的企业。

有坚定信仰的企业不一定活得长，但是活得长的企业一定是有信仰的，而且这种信仰深深根植于企业所处的文化之中。

茅忠群觉察到，方太发展了，也进行了持续的企业文化建设。在外人看来，方太品牌很有文化，但他总感觉缺少了一种内在的力量。他隐隐觉得，方太所缺少的，不是一种简单的可以称之为“企业文化”的要素，而是企业文化所依赖的精神实质。也就是说，企业文化是否是真的文化，还是仅仅是一些口号和标语。

更具体地说，在茅忠群看来，方太是缺少传统文化的强大支撑。他认为，企业就像一棵树，不断施肥灌溉，也能够有一阵子的疯狂生长。但是，如果它的土壤不肥沃，如果它的根扎得不够深，大树迟早会倒下或枯萎的。

方太这棵大树，需要更加厚实的文化土壤，只有在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中才能长出屹立不倒的参天大树。

于是，茅忠群决定去补传统文化这门课。因为作为工科生的他，以前一点都没有接触过中国的传统文化。(www.daowen.com)

他先后报了北大、清华的国学班，选择的都是主流、正统的国学课程。令他自己都感到奇怪的是，一上国学课，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越是学习，他越有感觉，慢慢地上了道，他仿佛看到了一个美丽新世界。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才是我真正喜欢的东西！”

他觉得他自己就像牛顿说的：“我好像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不时为拾到比通常更光滑的石子或更美丽的贝壳而欢欣鼓舞，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完全未探明的真理之海。”

随着思想的水位一点点地升高，那些思想流派也在他的大脑里“百家争鸣”。他发现自己所学的都是理论知识，都是治家治国、为人处世的大道理，但是到底对企业管理有什么用，他自己也没底，老师也没有治理企业的经验。不过他本能地认为，传统文化是个好东西，学它总没有坏处，而且在企业中一定用得到。

他认为，现代儒家学说，已经是一个容纳了中国传统文化很多流派和思想的兼容并蓄的知识体系，里面有不少道家、法家以及其他思想的要素，而且儒家思想最容易让中国人接受，也容易使人亲近。

儒家强调的核心理念是做人，强调做人以德为根本，无论齐家、管企业，都应以德为本。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企业、政府还是家族存在的基础。

当然，很多人会讲美国的例子，认为美国企业是以契约型制度为本的企业。可是，当你仔细深入研究美国企业的时候，会发现那些相对成功的美国企业都对员工有着明确的要求，尤其是今天的高科技企业和互联网企业，似乎并不侧重于制度的管理，更强调的是员工的自觉和自我意识。

日本企业更是如此，他们对于员工德行、忠诚的强调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

而在儒家文化发源地的中国，很多企业反而忘记了“人”，缺乏对“人”理解的制度建设。

茅忠群确信找到了想要的“宝物”！

他觉得，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运用仁爱思想来处事。

有人可能会说，很多用仁爱为主的儒家学说治理的企业照样出了问题。用茅忠群的话说：那恰恰是没有真正理解儒家思想或者滥用传统文化的结果。

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治理企业一定不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而是个长期的过程，甚至可能是几代人的事情。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面对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是言必称孔子，还是创造性地继承并发扬光大？是一词一句地引经据典，还是将其充分运用到自己的经营管理中？

西方的许多管理专家、学者也已经通过不同的方式著书立说，教诲“自然人”和“法人”如何修炼自身，进行自我管理，不少著作已经成为世界畅销书籍。我们无法探究他们是否研读过中国的儒家丛书，但至少应该是“英雄所见略同”。

诚如史蒂芬·柯维在《与成功有约》一书中开篇所陈述的：“唯有反求诸己，从观念和品德做起，由内而外，全面造就自己，才能使你在人生各个层面表现出众”“唯有基本的品德能够为人际关系技巧赋予生命，事实上，品德才是沟通的利器。”

管理大师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再版序中说：“一般的管理著作谈的都是如何管理别人，本书的目标则是有效地管理自己，只有那些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

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对“社会人”“法人”自身的共同愿景、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团队学习、系统思维的修炼教导甚多。值得一提的是，彼得·圣吉曾追随已故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学习禅修。

儒家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自我修炼管理，而后安人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家”有“小家”和“大家”之分，“小家”为家庭，“大家”为人群组织，此即为我们的企业。因此，管理是以自己的意志或行为来感化他人，使其服从、尊敬、信任与忠诚合作的艺术。要人信服，唯有在潜移默化中，善用管理艺术，使部属在没有精神威胁或要求服从时，乐于参与，而获得真心的协力合作。

茅忠群曾经有个形象的说法：

“春秋战国时代，儒生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是强化自己的修为。齐家，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小家，而是家族，要将家族治理好，因为家族治理好了，一个人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才能有威信，才能在社会上实现抱负，如果家族内部都搞不定，怎么可能会立功于世呢？治国，讲的就是治理好自己的“国”，即诸侯的地盘。平天下，才是指真正的国家。而今天的企业，其实相当于那个时候的诸侯国”。

治理好诸侯国，对内能够养家糊口，维护家族利益和人民权益；对外，则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安定和发展。

因此，他认为，今天的企业家应该有士大夫情怀，眼睛不能仅仅盯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要胸怀国家社会。

而能为这种情怀提供思想源泉的，只有儒家的入世思想。入世思想正是儒道的内核和精髓，而这恰恰是茅忠群认为的方太文化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