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两位过早离开我们的杰出人士，2016年，他们在短短4周的时间里相继去世。其中一位是OKR的杰出创立者安迪·格鲁夫，本书中已详细回顾了他的故事；另一位是睿智的“教练”比尔·坎贝尔，他总是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里，我们借此机会为比尔——这位做出了许多贡献的人致敬。他诚实、开放，极具沟通天分，又对数据驱动的卓越运营充满热忱，完美地体现了OKR的精神。所以，以他的故事来结束本书再适合不过了。

在那个晴朗的4月，比尔·坎贝尔的葬礼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阿瑟顿市圣心大教堂活动场地上的一个大帐篷里举行，这是他每周六教8年级学生夺旗式橄榄球或垒球的地方。当天，有超过3 000名哀悼者参加了他的葬礼，从拉里·佩奇和杰夫·贝佐斯，到好几代曾经为他效力过的年轻人。比尔·坎贝尔用他宽广的胸怀和无私的指导拥抱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比尔·坎贝尔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用生命为我们撑起了一片最大的庇护伞。

比尔·坎贝尔的父亲是一位体育老师，曾在宾夕法尼亚州霍姆斯特德的钢铁厂上夜班。在20世纪70年代，比尔·坎贝尔首次在自己喜爱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校队橄榄球教练的称号。^[1]但是“教练”变成他的专有昵称，却是在他走出橄榄球场，进入一个更具竞争性的舞台之时，那个舞台就是硅谷的董事会和管理层。他是一位世界级听众、名人堂导师，也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他雄心勃勃、富有爱心、有责任感、坦率，并成功地在谷歌公司和其他几十家公司中塑造了成功的公司文化。

正如肯·奥莱塔（Ken Auletta）在《纽约客》中写的那样：“在世界工程之都，人均收入似乎与社交技能成反比，坎贝尔是教导创始人们不要盯着电脑屏幕看的人……他的讣告本不应该在大多数报纸的首页出现，也不应该在大多数科技新闻网站的顶部出现，但这些确确实实都发生了。”1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我在给我最失败的企业之一——笔式平板电脑GO公司招聘首席执行官。比尔·坎贝尔开玩笑说，我们应该把公司称为“GO，GOING，GONE”（走，在走，走丢了）。他是由硅谷高管德布拉·拉达博（Debra Radabaugh）和他在苹果公司时的营销老板弗洛伊德·夸默（Floyd Kvamme）推荐来的。弗洛伊德是由我招募到KPCB公司的。在我拜访比尔·坎贝尔在苹果软件子公司Claris的团队时，我们就达成了协议。我通常很快能够判断我是否准备好与某位企业家合作，尽管说服他们同我合作可能需要一段时间。Claris拥有如此优秀的团队精神，还有对比尔·坎贝尔明显的尊重，所以我当场就做出了决定。

当苹果公司和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在首次公开募股中拒绝剥离Claris时，正如比尔·坎贝尔相信并承诺的那样，他接受了GO公司的工作。尽管我们的商业模式一败涂地，但我们在一起度过了美妙的时光。在比尔·坎贝尔来之前，GO公司的管理团队在投票前都会对策略进行激烈的讨论，辩论之后就产生了赢家和输家，这通常会让人难受。在比尔·坎贝尔成为首席执行官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他会跟各位高管坐在一起，向他们询问家人的情况，然后以口语化的方式讲述一两个故事，并逐渐了解他们对“手头问题”的看法。他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够让人们在事前达成一致，很快GO公司就再不需要投票了。比尔·坎贝尔考虑的都是整个团队和公司，从来就没有任何私人动机或议程。使命是最重要的。

比尔·坎贝尔是一位能培养伟大领导者的导师。他在GO公司的5个下属后来都成为他们自己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或首席品牌官（CBO）。我支持了他们每一个人，并且他们每一个人最后都获利了。在许多经验教训中，比尔·坎贝尔教会了我们团队尊严的重要性。当公司遭遇失败时，团队尊严就更重要了。在把GO公司出售给AT ＆ T公司之后，我们确保那些想要离职的同事都得到了很好的推荐，并为他们找到很好的下家以发展他们的事业。

2010年在高管培训会议上，比尔·坎贝尔（左）和他亲笔签名的饮料

1994年，我带着比尔·坎贝尔回到KPCB公司，并担任“驻企高管”，他的办公室挨着我的，我承诺为他找到另一家公司。大约在同一时间，财捷集团创始人斯科特·库克（Scott Cook）决定聘请一位首席执行官。于是，我就将比尔·坎贝尔介绍给了他，他们只是在比尔·坎贝尔家附近散了散步，然后库克就把这份工作交给比尔·坎贝尔“教练”了。后来，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比尔也成立了很好的公司。

比尔·坎贝尔在财捷集团干了4年，前期他面临这样一个危机：收入不能达到季度目标。公司的董事会有些不切实际，他们想通过增加投资来帮助企业渡过这个难关。当董事会成员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酒店套房里见面时，比尔·坎贝尔“教练”并不买账。他说：“少废话，我们要削减并裁掉一些人。我们要变得更加精简，因为我们必须达到目标。这是我想要的纪律和文化的一部分。”比尔·坎贝尔为达成目标态度强硬，对股东、对团队和客户，他经常如此。

在房间里进行讨论时，越来越多的主管选择通过多花钱来撑过去，但比尔·坎贝尔看起来却越来越心烦意乱。轮到我发言时，我说：“其实，我认为我们应该听‘教练’的。”我虽然不确定他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我认为这是他的使命。我的立场扭转了局势。后来，比尔·坎贝尔告诉我，我的话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当时我没有做出那个决定，他可能会辞职。

从那时起，我们就建立起了牢固的关系。我们可能会不同意对方的观点，并说一些相当苛刻的话，但第二天总会有一个人打电话道歉。我们两个人都明白，我们对这种关系的忠诚度、对团队的忠诚度，已经超越了任何不同意见。

当我招聘比尔·坎贝尔担任网景公司的董事时，他仍然在财捷公司就职。不久，每当我支持一位新企业家时，他总是我第一个联系的人。这似乎成了我们的独特方式：克莱纳投资，杜尔赞助，杜尔致电比尔·坎贝尔，比尔·坎贝尔来辅导团队。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采用了这个策略。

1997年，史蒂夫·乔布斯以最惊人的非敌意收购一家上市公司的方式回到了苹果公司，而且没有投入一分钱。史蒂夫·乔布斯要求只留下一个主管，其他主管全部辞职，然后他打电话给比尔·坎贝尔，请他加入他的新董事会。比尔·坎贝尔“教练”拒绝了这份工作的报酬，他在回馈为他做了这么多事情的硅谷。当很多公司劝他接受股票时，他却将收益投到了他自己的慈善组织。

2001年，在帮助说服谷歌公司创始人聘请埃里克·施密特担任首席执行官之后，我建议埃里克让比尔·坎贝尔担任他的教练。埃里克是一位非常骄傲的人，他已经在诺威尔（Novell）公司担任过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我的建议让他感到不快，他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他和比尔·坎贝尔并不是“一见钟情”。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埃里克的自我评估显示了他的巨大变化：“比尔·坎贝尔在指导我们所有人方面做得非常棒。在事后看来，我们一开始就很需要他。我应该更早些聘请比尔·坎贝尔，要是在谷歌公司创建的那一刻就聘请比尔·坎贝尔就最好了。”2

比尔·坎贝尔认为，他在谷歌公司的任务是开放式的。他曾教导过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苏珊·沃西基、谢丽尔·桑德伯格、乔纳森·罗森伯格及谷歌公司的整个管理团队。他以他独特的风格进行创作，既有禅的启迪，也有百威啤酒的助兴。比尔·坎贝尔几乎没有什么指示，他只会问很少的问题，但他的问题总是切中要害。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比尔·坎贝尔都是在倾听。他知道，在大多数时候，商业实践都会同时存在几个正确答案，而领导者的工作就是选择其中一个答案。他会说：“只要做出决策就好。”或者会说：“你要向前走了吗？你在打破关系吗？让我们继续吧。”(www.daowen.com)

在谈到谷歌公司的OKR时，比尔·坎贝尔非常关注那些不那么有魅力的承诺性目标。（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你必须让火车准时运行。）正如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所回忆的那样：“他一直关心运营的卓越性。”就像比尔·坎贝尔那听似谦虚的格言，“每天都会变得更好”，没有比这更具挑战性或更充实的了。

如果你想知道事实真相，我可以告诉你，实际上，比尔·坎贝尔“教练”就是谷歌公司每周一高管会议（我们的非官方董事会主席会议）的幕后人物。与此同时，他还担任着苹果公司董事会首席外部董事。任何人都可能觉得这是个冲突，这也让史蒂夫·乔布斯抓狂，特别是在安卓开始挑战苹果手机之后。史蒂夫·乔布斯慷慨激昂地想说服比尔·坎贝尔选择苹果公司并离开谷歌公司，但“教练”拒绝了：“史蒂夫·乔布斯，我不会帮助谷歌公司改善他们的技术，我甚至不会写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我只是帮助他们每天把生意做得更好。”当史蒂夫·乔布斯坚持时，“教练”会说：“不要让我选择，你不会喜欢我将要做出的选择。”而最后，史蒂夫·乔布斯因为“教练”是他唯一真正的知己而退让了。（他“让史蒂夫·乔布斯继续前进”，就像埃里克·施密特告诉《福布斯》的一样，比尔·坎贝尔是史蒂夫·乔布斯的“导师，也是朋友，更是他的守护者、灵感激发者，史蒂夫·乔布斯相信比尔·坎贝尔，而且对他信任度胜过了其他任何人”。）3

虽然“教练”并不像他所表现的那样不了解技术，但他绝不会控制工程师或产品开发人员。他的卓越见解是关于领导力，关于什么可以激发业务团队和人员，以及如何保护员工免受公司流程的压榨和束缚的。如果他看到有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会拿起电话打给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说：“这是一个错误流程。”然后他会解决这个问题。

人们往往不鼓励将“爱”带入商业之中，但“爱”是比尔·坎贝尔最显著的特质。我仍旧记得，当他走进财捷集团参加一次会议时，每个人的脸都亮了。有时候，他很会打趣。（如果看到你穿着一件丑丑的毛衣来工作，他会问：“你是在洗手间和哪个人打了一架才抢到那件衣服的吗？”）但是，每个人都知道“教练”一直在关心着自己，知道他在支持着自己，知道他就在团队里。人们真的很难找到能够同时传达爱与大胆反馈的领导者。比尔·坎贝尔是一个强势的教练，但他一直是一位属于球员的教练。

相较于我们圈子里的大多数人而言，他是很顾家的。当他在指导自己的女儿玛吉（和我女儿玛丽）打垒球的时候，他绝对是最幸福的人。无论有什么事情，他都会在下午3∶20准时出现在球场。你永远都不会发现“教练”会分心查看他的手机。他特别投入，在那个环境中总能“闪闪发光”。

即使生病了，比尔·坎贝尔也从未停止过自己的教练工作。当我决定担任KPCB公司总董事长时，他的建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时，我的两个女儿都上大学了，时机很好。“教练”知道我不会放慢速度，也不会“往上爬”。我愿意接受这份工作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寻找并资助最优秀的企业家，帮助他们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建立出色的团队。这是我成为下一代领导者和合作伙伴的“教练”的机会，我是在效仿比尔·坎贝尔。

在去世前几个月，比尔在他与兰迪·科米萨（Randy Komisar）——我在KPCB的合作伙伴的播客中解释说：“我一直想要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人是我们所做的事情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努力让他们变得更好。”4

虽然比尔·坎贝尔教练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是对于他的数百名学员、这些年来他所指导过的所有高管来说，他的工作依然还在继续，我们仍然在努力让每天都变得更加美好。

怀念你，教练。大家都怀念你。

约翰·杜尔

2018年4月

比尔·坎贝尔教练，2013年

【注释】

[1]作为一名体重165磅（约75千克）的中后卫，比尔·坎贝尔在1961年曾带队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唯一一次常青藤联盟冠军。在半个世纪之后，他担任了该校的董事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