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约翰·杜尔第一次参加ONE运动委员会的会议时，他问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问题：“我们为谁工作？客户是谁？”

我们说：“约翰，我们正在为世界上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工作。”

约翰接着问道：“那么，他们在会议上是否有一席之地呢？”

我们说：“当然，整张桌子都是为他们准备的。”

但约翰却说：“你们能看到那个人吗？难道我们不应该让他们真实地坐在这里吗？”

这种以客户为中心的思想最终成为我们ONE运动的关键转变点。约翰的建议与一位来自非洲塞内加尔的朋友说的一致，我们曾在巴黎和这位朋友有一面之缘。当时，他对我说：“波诺，你知道塞内加尔的一个谚语吗？　‘如果你想给一个人理发，那么，他就需要坐在你面前。’”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非常温情，甚至充满爱意，我们理解他的意思：如果你自认为知道我们的需要，你需要倍加小心。因为，只有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不是非洲人，你可能并不知道非洲人的真实需要，而且，如果你一直怀着救世主的情结，结果可能并不好。

2002年，在非洲东南部，我看到大量艾滋病患者不断走向死亡。我与其他抵抗艾滋病的公益活动家一起，对外发布了这一疾病的规模和破坏性，结论引起轩然大波。我鼓励我们组织中的每个人永远不要在没有添加“紧急”字样的情况下提及“艾滋病”这个词，而应当把“艾滋病”与“紧急情况”联系在一起。到了2009年，在非洲出现了一些强烈的反弹。一些比较富裕的非洲人向我们提出了抗议，抗议我们对艾滋病病情的宣传，尽管我们是对客观情况进行描述，但是还是引来争议。一位名叫丹比萨·莫约的经济学家写了一本叫《致命援助》（DeadAid）的书，书中毫不客气地写道：“强硬式地推行你们的援助，我们并不需要。致命援助弊大于利。我们正试图重塑这个大陆，使其成为一个可以吸引投资、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而你们却正在搞破坏。”

我看到，ONE运动的信誉在非洲东南部受到了威胁。于是，我们把重点放在非洲北部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深受华盛顿、伦敦和柏林影响，它们也都是最为贫穷的国家。杰米和其他几位公益活动家，比如约翰·吉东戈、奥利·奥克洛和拉克什·拉亚尼都在提醒我们同样的事情——非洲的未来必须由非洲人自己决定。尽管我们把自己的活动称为“ONE运动”，但事实上我们只是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一部分人而已。如果没有赤道以南的人们的全力支持，仅靠赤道以北的人们来消除贫困只不过是幻想而已。

ONE运动致力于组织和文化的变革。即使是现在，我们仍然一直与非洲民众进行广泛合作，合作对象既有非洲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也有普通人。我们在约翰内斯堡及其周边地区建立了一个驻非洲办公室，它的工作开展顺利，影响范围日益扩大。OKR让我们专注于我们需要做出的具体变化，比如在非洲招聘员工，扩大我们的委员会，与以前的合作伙伴重新建立联系，发现新的网络并寻求建议。我想我们已经成为非洲人民的好听众。如果没有OKR，我认为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www.daowen.com)

目　标

以非洲人的视角积极推动ONE运动的工作，列出与非洲合作的优先事项，分享和利用ONE组织的政治资本，以推动非洲国家政策的变化。

关键结果

1.在4月成功招聘3名非洲雇员，7月在非洲工作委员会选任2位委员。

2.非洲顾问委员会需在7月前到位，并在12月前召开两次会议。

3.与10到15名活跃的非洲思想家建立关系，让他们挑战ONE运动的政策和工作。

4.在2010年开展4次参与式的非洲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