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波诺这个案例故事中，我们将看到OKR如何重塑企业文化，推动文化进行深层次变革。波诺可谓是近20年来全球最大牌的摇滚明星了，他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一场运动，其主旨是“反对冷漠”，这的确是一场覆盖全球的试验和倡议。波诺制定的第一个“胆大包天”的目标来源于2000年的全球倡议，该倡议旨在将全球最贫穷国家的债务减免1 000亿美元。两年后，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启动资金支持下，波诺与其共同创立了DATA组织^[1]，这是一个倡导公共政策改革的全球性组织。DATA宣称自己的使命是通过政府组织与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协同发展来解决贫困、疾病和非洲发展等重大问题。比尔·盖茨对这个项目给予了高度赞赏，并说这是他有史以来花得最值的100万美元。2004年，波诺推出了“ONE运动”，旨在促进无党派人士、草根人士及积极分子组成广泛的联盟，这是对DATA组织外部力量的重要补充。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为波诺对“事实主义”或基于事实的“行动主义”的热情所震惊。ONE运动倡导理性分析，以结果为导向，在这样的环境中，OKR很容易被接受。在过去的10年，ONE运动已经明确了组织发展的优先级目标，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规则，尤其是当你的使命是改变世界时，这更是一项重要的原则。该组织前首席执行官戴维·莱恩说：“我们需要一个纪律规则来阻止我们试图去做所有事情。”

随着ONE运动的发展，它依靠OKR实现了文化的根本性变革。ONE运动最初主要是为非洲的发展提供外部援助和支持，现在，这项运动正在转向提高非洲内部自主发展的动力。正如戴维告诉我的：“人们在帮助贫困国家‘自己发展’、赋予这些国家‘自主发展’权利的理念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OKR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为了改善非洲这一世界上最脆弱的生存环境，ONE运动为非洲的医疗保健提供了近5 000万美元的资助，这一资助具有历史性意义。此外，它还成功地说服非洲国家的政府制定透明的规则来防止腐败，并将石油和天然气的部分收入投入解决贫困人口生计的项目中。2005年，波诺与比尔·盖茨、梅琳达·盖茨一同被评为《时代》杂志年度人物。

以下是波诺关于OKR在ONE项目中实施情况的讲述。

波诺：我们从一开始就对U2^[2]制定了远大的目标。在早些时候，你可能会说我狂妄自大。埃奇（Edge）^[3]已经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吉他手，而拉里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鼓手，但我是一个刚出道的歌手，亚当也根本无法进行低音演奏。但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我们不如其他乐队那样优秀，所以，我们最好做得更好一些。(www.daowen.com)

我们并没有像我们想要发展的乐队那样精致或完美，但是我们之间有“化学反应”，这似乎让一切都变得很神奇。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一开始不能用音乐“引爆”自己，就无法“引爆”世界。这就是我们要坚持走的路。其他乐队拥有一切，但我们拥有“化学反应”，这就是以前我们反复强调的独特优势。

U2乐队在演出，2009年

我们如何衡量有效性？首先，我们问自己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我们不受限于流行排行榜或俱乐部的排名，我们需要超越这些传统的评价标准。我们问更深刻的问题，比如：我们的音乐是有用的吗？艺术能激发政治变革吗？1979年，那时我们只有18岁，我们最初的工作中，其中一次就是关于反种族隔离的演出。另一次演出是在爱尔兰，我们的演出主题是“支持避孕”，那是一次影响极大的演出。后来，到我们20岁出头时，我们故意变成让你感到讨厌的一群人，或许有人会把我们称作“爱尔兰的恐怖组织”，也有的人会对是否接纳我们感到非常矛盾。我们以投向我们身上的愤怒来衡量我们的政治影响力。

其次，有效性的第一个标准是你的歌曲要进入排行榜。实际上，我们很努力地冲破重重障碍，以成为主流。我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我们依靠团队而非单打独斗，才做得很好。后来，我们通过演出门票和歌曲专辑的出售情况来判断我们是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