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当年在IBM电动打印机（第一台商用激光打印机一年后才出现）上打印出OKR的场景。之后，我把打出来的OKR贴到了书架上，人们路过时扫一眼就能看到。而在此之前，我工作过的任何地方都不需要自己写下目标，因而也就更不可能看到其他人的目标，而在这里，就连首席执行官的目标也可以被看到。这种方式很具有启发性，就像聚焦的灯塔，本身也在发挥着作用。如果季度中期有人让我提供数据做新报表，我完全可以说不，无须惧怕什么，OKR就是支持我的力量。优先事项在OKR上列得清清楚楚，大家一眼就能看到。

在格鲁夫时代，OKR是英特尔公司的命脉。在每周例行的一对一见面、每两周一次的员工会议及月度和季度部门审查中，OKR都是讨论的重点。英特尔公司之所以能有效调动成千上万的人，以微米级的精度在硅片或铜片上刻出上百万条细线，靠的就是OKR。制造半导体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没有严谨的态度，生产就难以奏效，造出的芯片也会失去效用，收益就会因此暴跌。OKR总在提醒团队需要做些什么，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做到了什么、没做到什么。

除编写基准程序外，我还培训了英特尔公司的国内销售团队。几个星期之后，格鲁夫听说最了解8080处理器的人是一位24岁的实习生。有一天，他跟我说：“杜尔，和我去欧洲吧。”对一个实习生来说，这一邀请实在令人兴奋。就这样，我和格鲁夫，以及他的妻子伊娃一同去了巴黎、伦敦和慕尼黑。我们培训了欧洲的销售队伍，拜访了三家大公司，并赢得了两个客户。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竭尽所能。其间，我们在米其林星级餐厅用餐，格鲁夫对酒水单很在行。他对我很认可，而我对他也充满敬畏。他是个胸怀远大理想的人。(www.daowen.com)

回到加利福尼亚之后，格鲁夫让比尔·达维多给我写了一封信，保证明年会给我提供一份正式的工作。那个夏天让我眼界大开，印象深刻。正因为如此，我差点从哈佛退学。当时我想，如果能够继续留在英特尔公司，对业务的了解就会更多。但最后我妥协了，选择了折中方案：回到马萨诸塞州继续完成学业，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在英特尔公司兼职，帮助英特尔公司把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生拉硬拽进微处理器时代。最后一个学期结束之后，我回到圣克拉拉，并在之后4年里为英特尔公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