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e”一词最早由软件业提出，在技术语境中“指某一语言与地区特有的一整套标准设置、规则和数据”（Esselink，2000：471）。换句话说，它“代表特定语言、地区和字符编码的集合”（Esselink，2000：1）。本地化行业标准协会（LISA）认为本地化是“选定一个产品，把该产品从语言和文化上改造为适应在目标地域（国家或地区和语言）使用与销售”的过程（Esselink，2000：3）。从该定义看，目标地域是产品的销售地和使用地，是国家或地区与语言的结合。

翻译学者Pym认为本地是“构成（产品）最终使用情境的语言和文化特征的集合”（2010：122）。这里的语言通常是指“语言的特定种类”（Pym，2004：2），如加拿大法语、澳大利亚英语等。而这里的文化是指“当地的文化规范，如货币、单位、日期和时间的设置方式、数字的表达方式以及颜色的象征含义等”（Pym，2004：2）。该定义对语言的解释与LISA的定义是一致的，因为划分语言的特定种类的主要依据就是使用该语言种类的国家或地区。但认为本地仅仅是语言和文化的集合是只注意到了本地的符号化特征，而忽视了其社会内涵。

我们认为本地是最终用户使用信息产品时的社会文化时空^[2]。它不仅指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还是所有影响用户使用信息产品的社会与文化因素的集合。根据对用户使用产品影响程度的强弱，这些因素可分为强制性因素、弱强制性因素与非强制性因素。

本地中的强制性因素是用户使用信息产品时必须符合的前提条件。否则，信息产品无法在当地销售。法律和政治因素是其典型代表。例如，德国和奥地利对本地化的游戏都有严格的审查，禁止使用亵渎语言以及与种族仇恨或纳粹有关的符号。（Mangrion，2006：313）再比如，微软在其最新的简体中文的本地化风格指南^[3]中明确要求“country”一词不能译为“国家”而应译为“国家/地区”，特别是在语言对话框中当“台湾”出现在国家/地区列表中时。但在微软最新的繁体中文的本地化风格指南^[4]中却找不到这一要求^[5]。仅从这一个词的翻译就可以看出中国大陆与台湾这两个“本地”截然不同的政治特征。

即使在同一本地内的不同地域，政治因素的作用也可能存在微妙差别。例如，日本有一家在华的连锁超市叫“Ito Yokado”。它在成都的中文名为“伊藤洋华堂”，具有浓厚的日本文化气息，使人仅从名称即可判断出其日籍企业身份。而这家超市在北京的中文则是“华堂商场”^[6]。该名称基本消除了其日籍企业色彩，不看英文名称很难让人联想到是家日本企业。为什么在同一语言文化地域之内会有不同的本地化名称呢？我们认为，政治因素在两地的差别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对中日关系的任何风吹草动都相对敏感。政治因素在这里比在中国其他地方更为重要。日企在北京刻意淡化其国家身份，可能是考虑到北京的特殊政治氛围，而不想受波折不断的中日关系的影响。而在成都，这种政治因素的作用要小一些，所以他们的顾忌也要少一些，甚至有可能会认为日本气息浓厚的名称反而会吸引那些潜在的“哈日族”来商场消费。由此可见，政治因素的作用是无处不在的，只不过多数时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本地中的弱强制性因素主要是社会、文化或宗教等方面的禁忌，这些因素虽然不能像法律等强制性因素那样对信息产品的销售和使用具有强制约束力，但违反这些禁忌通常会严重影响信息产品在当地用户中的接受度，甚至危及公司声誉。例如，一款名为“Crash Bandicoot”的欧美游戏中有一个主角，其形象只有三根指头和一根大拇指，在把该游戏本地化到日本时，本地化设计者决定在所有的图形、动画和营销材料中都把这一形象改为四根指头和一根大拇指，因为缺少一个指头的人物形象在日本用户中会引起各种负面联想。（Mangrion，2006：314）我们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是日本的黑社会成员通常会砍掉自己的小指向黑社会老大表示忠心或赎罪，所以缺少一指的游戏形象有可能在日本用户中不受欢迎。

本地的非强制性因素主要是指语言与文化中的成规或偏好。语言成规通常涉及书写方式、表达方式和索引方式等。以中国内地和香港为例，前者使用简体中文，而后者使用繁体中文。即使同一个英文单词的固定译法也常常不同。如表3-1所示。（Microsoft，2011）(www.daowen.com)

文化成规主要指本地化行业中经常强调的时间、质量衡、色彩等的使用习惯。信息本地化时如果不遵守语言与文化成规通常不会严重影响用户对信息的理解，但会减弱文档的可读性与可用性；反之，如果遵守这些成规，则可以提高文档的可读性与可用性。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本地化可以到此为止，能够获得用户的充分认可，因为这只是信息在语言与文化上的浅层本地化，在有些情形下，只有深度的本地化才能真正使用户满意。

表3-1

本地是一个社会文化时空概念，意味着本地中包含的诸多政治、经济、技术、法律、语言、宗教和文化等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本地是动态的本地。在这些本地因素中，相比较而言，政治与法律因素的变化通常比较缓慢且幅度不大，而语言因素的变化一般比较迅速且明显。因为一个社会的政治与法律通常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本地的政治与法律因素不会发生变化，而且其中的有些变化可能会对信息产品在本地的销售与使用产生重要影响。例如，韩国首都Seoul在2009年1月之前在中国都被称为“汉城”，此后改称为“首尔”。因此，在2009年1月之后在本地化“Seoul”一词时应一律使用“首尔”，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仍沿用原译名就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与政治和法律因素相比，本地的语言因素变化相对较快。这主要体现在表达方式上。网络的普及与发展加速了流行语的传播与被接受，推动了语言的更新发展。每年涌现的新词新语不少就出自网络。例如，“正能量”一词是2012年中国最受欢迎的流行语，位居《咬文嚼字》评选的“2012年十大流行语”和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的榜首。（王雪明，2013：113）该词“实际上源自网络上对数十位中国草根火炬手远渡重洋，赴伦敦参加奥运火炬传递活动发表的微博……但它的流行，实为中国本土创造性的运用”。（王雪明，2013：113）李磊在翻译英国大众传播心理学教授理查德·怀斯曼所著的Rip It Up：The Radically New Approach to Changing Your Life一书时充分利用“正能量”这一流行语，不仅把书名译为与原书名意义相去甚远的《正能量》，而且在书中许多地方都刻意添加原文没有的“正能量”一词，例如，第六章的题目“Creating a new you”被译为“运用正能量，打造全新的自己”。我们姑且不论该译法是否有违翻译准则与伦理，但这至少可以说明敏锐地把握本地的语言变化可以获得显著的商业成功。

本地是变动不居的社会文化时空，但本地化设计者只要动态地把握住信息产品的最终用户使用该产品时的特定时空，就有可能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了解本地特征无疑为用户分析打下了基础，但本地化设计者还需要进一步了解用户使用信息产品的具体情境才能进行深入的信息本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