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学者早已注意到翻译与传播的密切关系，认为翻译是跨文化传播与交流行为（Nida＆Taber，1969；Bell，1991；Gile，1995；Hatim＆Mason，1997；吕俊，1997；吕俊、侯向群，2001；O'Hagan＆Ashworth，2002），却没有认清其衍生传播的本质。他们往往认为原语作者是原语信息的创作者，是跨文化传播的传者，译语读者是译语信息的接受者，是跨文化传播的受众，而译者在其中扮演了原语信息的受者和译语信息的传者的双重角色（Nida＆Taber，1969/2004：22；Hatim＆Mason，1997：1；O'Hagan＆Ashworth，2002：2-3；吕俊、侯向群，2001：56）。吕俊认为在翻译传播中存在两个（传者）主体：原语作者和译者。（1997：44；吕俊、侯向群，2001：4-5）这些观点没有认清原作者和译者在跨文化传播这一复杂传播方式中的特殊关系。表面上，翻译是以译者为中介的在原语作者和译语读者之间进行的跨文化传播。但当原语作者并没有影响译语读者的意图，甚至不知道原文的跨文化传播，或者说，原语作者在原作中没有考虑译语读者的存在，译者仅仅是根据译语读者的需要来传递原文信息时，原语作者不再是传者，他的传播行为在译者眼中变为一种客观事物。此外，译者通常不是原语信息的真正受众，只是旁听者、局外人甚至是偷听者（Hatim＆Mason，1997：178），但他确实是译语信息的生产者，他是通过语言转换的方式复制原作者在初次传播中生产的原语文本，使不懂原语的二次传播的译语受众了解初次传播的信息。因此，我们认为翻译是跨文化的衍生传播，原作者是玩偶传者，译者是准传者，把初次传播的原语信息转换为译语信息，完成文本的跨文化过程，而译语读者是受众。

认清翻译的跨文化衍生传播本质有助于客观认识翻译现象。

第一，译文很难准确再现原文信息。因为成功的传播或交流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传者和受众具备相同的背景知识才能相互理解；（O'Hagan＆Ashworth，2002：7）二是传者可以及时获得受众反馈。传者根据对受众背景知识的推测发出信息，然后根据反馈及时调整信息，使受众理解该信息。（O'Hagan＆Ashworth，2002：7）翻译这种跨文化衍生传播先天不具备以上两个条件。原语作者与译者很难具有相同的背景知识，而且二者之间很难产生反馈，因为他们本不是传者和受众的关系。这给译者准确理解作者造成先天的困难。但另一方面，要判断译者理解的准确性也很困难，外语专家们的判断可能比较可靠，但他们同样无法克服翻译固有的以上两个不利条件。只有懂译语的作者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所以对翻译的准确性不能理想化。

第二，译者在传播中的作用比原语作者更重要。译者是跨文化传播的准传者，是传播的实际控制者，而原语作者仅是玩偶传者，提供原语文本。倘若没有译者的译语转述，原语文本对不懂原语的译语读者而言毫无意义，译者的才识和职业道德、翻译方法和翻译效果直接决定译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对原作者的态度。译者和原作者的关系颇像中国古代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和皇帝的关系，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幕后的人物，而不是幕前看到的角色。译者甚至比同一语言内二次传播的传者发挥着更大的准传者作用，因为转述外语信息远比转述同一语言信息困难得多，对原信息的加工也更深。(www.daowen.com)

第三，对译文的准确性要求越高，翻译难度越大，译者付出的劳动越多，译文的附加值就越大。该点是前两点的推论，无需赘述。

第四，翻译中的改写并没有违背跨文化衍生传播的本质。翻译研究中长期存在语言学派与功能学派关于翻译本质的争论：以纽马克为代表的语言学派，认为翻译应当坚持与原文的对等和准确性，强调忠实，而以Snell-Hornby为代表的功能学派，主张应当扩大翻译的范围，包括一切语际和跨文化传播行为，实现译文在目标文化中的功能。（Snell-Hornby，2000：71-72；Even-Zohar，1990；2003；Pym，2002；Weissbrod，2004；Göpferich，2007）二者的分歧在于译文是否应该对原文进行改写，前者不主张改写，后者认为改写才能实现译文的特定功能。但功能学派基本认同翻译是有中介的跨文化传播，不同于写作，译文对原文的改写不能超出译语读者所认可的翻译改写限度。换句话说，译文始终是原文在译语中的代言人（Göpferich，2007：32-34；Stecconi，2007：23；转引自Schäffner，1998：12）。他们所主张的翻译实际上是跨文化的强衍生源发传播（参见第二节“杂合传播”）。所以翻译研究中语言学派与功能学派关于翻译本质的争论仅仅是跨文化衍生传播和跨文化强衍生源发传播的区别。我们可以称前者主张的翻译为狭义翻译，而称后者主张的翻译为广义翻译。

翻译的衍生性决定了翻译中的改写受制于原文，目标语读者需求的满足无论从程度上还是从时间上都受制于原文。但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受众的信息需求更加丰富，他们不再满足于仅理解异域信息，对信息的可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