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结构一般包括以下六个要素：传者（亦称“信源”），即信息的传播者；受众（亦称“信宿”），即信息的接收者；讯息，即传播的内容（在本书中称为“信息”），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郭庆光，1999：42）；媒介，即传播的渠道，也是信息的载体；效果，即传播行为对受众的影响；社会情境，即传播行为发生的具体环境。

传播的结构模式由最初的线性模式发展为控制论模式与社会系统模式，体现了学界对传播现象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和深刻。

线性模式的代表是拉斯韦尔于1948年提出的“5W模式”：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through what channels）→对谁（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该模式第一次较为详细地、科学地把传播的过程分解为传者、信息、媒介、受众与效果五个要素，第一次明确界定了与这些要素相对应的传播学的五个研究领域：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十年之后，布雷多克在5W模式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两个要素：在什么情况下（where）和为了什么目的（why），被称作“7W模式”。但是这两种模式都没有克服线性模式的两大缺陷：第一，将传播过程看成一种单向直线传递信息的过程，忽略了受众对信息作出的反馈机制的存在，也忽略了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没有涉及传播过程和社会的联系。（张国良，1995：33-34）

控制论模式认识到“传播能否取得理想效果，关键看传者对‘反馈’重视的程度如何”（张国良，1995：36）。唯此才有可能消除传者发出的信息与受众接收的信息之间的不一致性。所以“反馈”机制引入传播过程后，单向直线性模式就变为双向循环模式。线性模式和控制论模式基本解决了传播的内部结构问题，而社会系统模式把传播过程与社会总系统（如：传者的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受众的社会环境等）联系起来才进一步解决了传播的外部结构问题（张国良，1995：39-40）。(www.daowen.com)

以上这些模式只涉及传者和受众双方，我们把它们称作“简单传播模式”。但是作为跨文化传播的翻译并不是简单模式，因为传者和受众身处两种不同文化无法直接沟通，往往需要第三方的介入才能交流。这里的第三方与传者和受众一样，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还可以是整个社会系统（Westley＆Maclean，2006：157），但他在传播中扮演的角色有别于传者和受众。我们把有第三方参与的传播称为“复杂传播”。值得注意的是，有第三者参与的传播不一定就是复杂传播，因为第三者有可能扮演的是传者的角色参与传播或扮演受众的角色接受传播。

要研究跨文化传播现象就先要研究同一文化社会中的复杂传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