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化行业内、国际市场营销学和翻译学这三个领域对本地化的探讨实际上代表了本地化研究的三个重要领域：本地化工程技术与项目管理、本地化市场营销和信息本地化设计^[3]。然而，这三个领域的本地化研究都刚刚起步，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有关研究均未能突出信息在本地化研究中的重要性。在本地化行业内，虽然“本地化是语言与技术的结合”的观点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但是软件技术人员由于通常不精通外语、不熟悉异域文化，不但对本地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翻译困难缺乏了解，而且轻视翻译在本地化中的作用。这或许是行业内重技术轻语言的深层原因之一。国际市场营销学对本地化网站的研究涉及网站信息的质量，但这在其总体研究中所占比重不大，而且主要集中于词语（如网页上的标签）的翻译质量。翻译研究一直关注于语言和文本的跨文化转换，本应对信息的本地化有更多的研究。但是翻译研究中熟悉或从事过本地化的学者相对较少，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的缺乏造成了信息本地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这第一点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面几点不足。

第二，对信息本地化现象的本质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没有提出体现其新特征的本地化定义。本地化行业内和国际市场营销学不重视信息在本地化中的作用，自然就不可能对信息本地化有深入的探讨。而Pym等翻译学者一方面认为本地化给传统翻译概念带来了变化，“使本地化^[4]成为新范式正是国际化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国际化是准备源文的过程，使之可以迅速地同时译入许多不同目标语言”（Pym，2010：121）。但另一方面，他们没有提出体现上述变化的本地化定义，而是沿用LISA对本地化的定义：“选定一个产品，把它从语言和文化上进行改造，使之适应在目标地域（按国家或地区和语言划分）的使用与销售”（Pym，2010：121-122）。这个定义除了明确了本地化针对的是产品而非文本外，从中很难看出本地化与翻译在概念上的不同。这或许是Pym等人的本地化研究在翻译界多年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www.daowen.com)

第三，对信息本地化研究对象的定位不够准确，没有对信息本地化的要素、过程和方法进行系统研究。相比行业内人士和市场营销学专家，翻译界学者对信息的本地化更加关注，但他们在讨论本地化时常常把翻译技术（如翻译记忆等）在本地化中的应用也作为本地化理论的一部分来讨论（Pym，2010：130；O'Hagan，2006：40）。实际上，这些翻译技术大多在不涉及本地化的现代翻译项目中也有广泛应用，它们带给翻译的影响并不能说明本地化对翻译的影响，而只能说明现代翻译技术带给传统翻译的变化。而翻译学本应关注的文本（信息）的跨文化转换规律在本地化的讨论中却并不多见，翻译学者仅仅是谈到本地化是对原文的极度改写（Pym，2006：60；苗菊、朱琳，2008：31），而并没有探究这种改写的根源。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尚没有对信息在本地化转变过程中涉及的各种要素，如本地化的技术写作者、译者、本地化的最终用户、本地化中的文档、本地化的媒介、本地化的效果和本地的社会情境等一一进行深入分析，也没有探讨这些要素在信息本地化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与作用，更没有具体研究信息本地化的特有方法。

第四，对信息本地化在用户中的实际使用效果研究不多，本地化后的信息可用性问题尚未引起翻译界和本地化行业的足够重视。国际市场营销学对网站信息本地化在用户中产生的效果仅有一些零星的研究（Loiacono et al.，2007；Hellier，2003），且不深入。而翻译研究中对本地化后信息可用性的研究至今仍处于空白。然而可用性却是关系到本地化产品能否获得成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软件本地化行业内，本地化结束前本地化服务商通常要对软件进行本地化测试，“通过运行本地化软件来寻找和发现缺陷”（杨颖波等，2011：33），主要包括安装和卸载测试、本地化语言测试、软件外观测试和软件功能测试（杨颖波等，2011：35）。其中的语言测试“主要是测试语言翻译是否正确、完整、一致”（杨颖波等，2011：35）。然而，本地化测试通常没有产品的最终用户参与其中，而只有测试工程师、测试主管和测试项目经理等人参与。它虽然可以发现本地化软件的一些比较严重的缺陷（杨颖波等，2011：33），但不能准确评价产品在真实用户中的实际使用效果，特别是无法有效评估产品在用户中的可用性。这就有可能导致翻译正确和功能正常的软件并不好用，不能实现真正的“用户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