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术界对本地化的关注最早始于20世纪末，但当时关注的重点在于软件本地化中所使用的计算机辅助软件（O'Brien，1998：115-22），而非本地化本身。进入21世纪，随着本地化产业的繁荣，少数翻译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这一新兴领域。他们借鉴本地化行业中的概念来探讨翻译与全球化、翻译与技术、翻译与新媒体的关系。（Cronin，2003；Hatim＆Munday，2004；Munday，2008；Hartley，2009）从一些论述中，可以看出这些学者大多只是把本地化作为一种与翻译相关的新现象来对待，而并没有认识到其研究价值。只有极少数研究者认为本地化中的一些概念改变了传统的翻译概念，对它们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O'Hagan＆Ashworth，2002；Pym，2004；Dunne，2006；Pym，2010）但他们的研究仍未引起大多数学者对本地化的重视，应者寥寥。因此翻译研究中的本地化探索才刚刚起步。

（一）国外翻译界对本地化的论述

国外翻译学者对本地化的关注首先集中于它与翻译的关系上。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五种观点：第一，本地化与翻译没有什么区别（Hartley，2009）；第二，本地化与翻译的区别是模糊的（Munday，2008）；第三，本地化是一种新型的翻译（Sandrini，2005）；第四，翻译是本地化的一部分（Cronin，2003）；第五，本地化改变了传统的翻译概念（O'Hagan＆Ashworth，2002；Pym et al.，2006；Pym，2010）。持第一和第二种观点的人对本地化的讨论往往局限于对基本概念和行业概况的介绍。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注意到本地化中的翻译需要与超文本和多媒体打交道。持第四种观点的人对本地化实务有一定的了解，认同行业内对二者的定位，但缺乏对现象的理论思考。而持第五种观点的人在对本地化进行了理论思考后，发现了其有别于翻译的一些重要特征。

首先提出本地化给翻译带来概念变化的学者是Minako O'Hagan与David Ashworth。两人在2002年出版的《数字世界中以翻译为中介的传播——迎接全球化与本地化的挑战》一书中把网站本地化视为互联网数字传媒环境中远程笔译的一个重要形式，对其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提出了网站信息的“内容”与“包装”之分，前者指信息的“词语和语言结构”，后者指网站“其他所有非文本元素以及内容表现的载体（媒体）”（O'Hagan＆Ashworth，2002：67），而这两者都是本地化的对象。因此，本地化与翻译有了明显的区别。此外，本地化中针对用户终端的语言管理、国际化等新概念和新操作都大大拓展了传统翻译实践的范围，给重新思考翻译理论提供了绝佳的契机（O'Hagan＆Ashworth，2002：130）。

无独有偶，西班牙翻译理论家Antony Pym也较早注意到了本地化带给翻译的新变化，并成为为数不多的持续关注该领域的翻译理论家。近十年来，Pym从跨文化传播、语言学、等值论、翻译教学等多角度对本地化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他的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两部专著中。

在2004年出版的《移动的文本——本地化、翻译与文本流传》一书中，Pym从文本跨文化流传的视角对本地化、翻译和国际化三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与Minako O'Hagan和David Ashworth不同的是，他仍视本地化为一种话语行为（Pym，2004：xvi），所以运用等值翻译理论分析了本地化中的国际化过程。他还探讨了本地化的阻碍、本地化的成本、本地化在职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本地化去人性化的弊端等影响本地化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深层因素。在此基础之上，Pym提出了一些或许有些争议但颇为新颖的观点。例如，他认为国际化不仅包括消除源文的地域特色，还包括采用世界通用语（如国际英语）来创作源文（Pym，2004：33），并且这些做法都有利于促进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性（Pym，2004：39）。再比如，他指出翻译技术在本地化中的运用使话语失去了其线性特征，文本被分割为各个“信息单元”，从而可能导致人类传播中一些基本价值的缺失，造成“去人性化”的后果。（Pym，2004：186-187）可以说，Pym对本地化的探讨明显有别于多数行业内人士对本地化的直观感悟。他把本地化与翻译放在跨文化传播的大背景下，参照翻译理论，对本地化所包含的深层社会文化内涵进行了剖析，其理论主张对主流翻译研究也多有启发。唯一不足的是，Pym此书的文风晦涩难懂（Mossop，2005：368；Song，2006：86），且缺少足够的实例支持，大大削弱了其在学界的传播与影响。(www.daowen.com)

随着本地化行业的发展，Pym对本地化理论进行了更多的思考。他在2010年出版的专著《探索翻译理论》一书中专辟一章，把本地化作为与等值、目的论、描写研究、非确定性和文化翻译等理论并列的六大翻译理论范式来讨论。他提出，本地化范式是“创造人工语言和文化”来解决翻译中意义的不确定性（Pym，2010：121）。所谓的“本地”（locale）在Pym看来是指“影响产品使用的一系列语言、经济和文化条件”，而本地化就是为产品进入新的本地市场而准备的过程。（Pym，2010：121）在这本书中，Pym从学科范式的角度集中探讨了本地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本地化与翻译技术的关系以及本地化带给全球文化的影响。他认为国际化在一对多的本地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本地化理论成为一种全新的范式。（Pym，2010：136）而翻译记忆软件等新技术的运用不仅促进了国际化进程，还使文本的生成、使用和翻译具有非线性特征，译者常常是在有限的语境中根据固定的术语表进行词句的替换更改，因此本地化造成了“人工的”等值，似乎是等值范式在一定程度上的回归。（Pym，2010：121）本地化在全球的普及或许会造成文化趋同的趋势，但它同样为适应不同文化提供了各种可能，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基于等值的翻译（Pym，2010：140）。

（二）国内翻译界对本地化的关注

国内翻译界对本地化的关注要晚于国际译界，而且主要集中于本地化实务与教学方面，很少对本地化进行理论研究。

褚东伟在2002年《商业翻译导论》一书中专辟一章“翻译业务的扩展——本地化及其他”，从翻译实务的角度简要介绍了本地化、国际化、全球化的概念，国际化和本地化的技术标准，以及本地化软件Catalyst的基本功能。此后本地化在翻译界似乎就销声匿迹了。

直到最近几年，随着翻译硕士专业在高校的普及，应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逐渐受到重视，翻译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本地化行业，介绍了国外本地化服务的行业及技术研究、翻译人才培养如何应对本地化服务需求的教学研究、本地化服务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和冲击（张莹、柴明熲，2011：77）。有的学者提出借鉴国外大学本地化翻译教学的理念和内容，在我国的翻译专业课程设计中开设本地化课程，以适应职业化翻译人才培养的需要（苗菊、朱琳：2008：30）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本地化翻译人才的培养应该采取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的方式，突出行业协会和专业培训机构的作用”（王传英、崔启亮，2010：76）。具体而言，本地化翻译人才不仅要具备出色的翻译技能和特定的专业知识，还要会熟练使用各种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并懂得项目管理。（王传英、崔启亮，2010：76）有学者指出除以上能力外，职业翻译人才还应当具备技术写作的能力，并就技术写作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及课程设置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苗菊、高乾，2010：35；王传英、王丹，201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