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多个房地产市场间相关性的论文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是研究不同地域的市场之间的相关关系，而这些房地产市场在资本性质上是相同的，这些文献的关注重点兼具投资行为以及地区间的经济金融特征两个方面，这种延伸来自于前面提到的房地产的两种天然属性。而另外一个部分则关注于不同类型的房地产市场或房地产资产之间的相关性，主要是证券房地产市场和实体房地产市场的相关关系，以及相对应的区别之处，这一部分的文献主要针对不同房地产资产的资本特性进行展开，往往落脚于投资建议之上。

第一个部分的文献数量较少，主要原因是数据获取的相对困难。其中Eichholtz（1996）考察了若干个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之间的协方差与相关性情况，其发现在整个样本期内国际间房地产市场的协方差具有稳定的特性，而相关性在一段时期内是稳定的，但在另一段时期内是不稳定的。Michayluk等（2006）基于一个非对称协方差模型研究了美国和英国证券房地产市场之间的日度波动率溢出效应和时变相关性。Goorah（2007）研究了美国和英国房地产投资信托之间的相关关系，作者认为使用简单的线性相关系数来衡量依赖是有缺陷的，其采用Copula函数作为替代技术研究了两个国家证券房地产市场之间的尾部依赖关系。

Webb和Tse（2000）比较了上海，广州和深圳的写字楼的售价及租金水平，发现三个不同城市的写字楼价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Yang等（2013）基于误差修正模型（ECM）和有向无环图（DAG）考察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中国主要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动态，发现四个房地产市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价格传递效应，但是作者认为这种程度较高的传递效应并不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和住房市场价格泡沫的抵御。

Liow和Webb（2009）分析了影响美国、英国、香港和新加坡四地房地产的共同因素，其发现虽然这四个房地产市场的联动程度远远弱于目前这四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但是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步效应，且该相关性可以由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来解释。Liow等（2009）通过使用一个DCC-GJRGARCH（1，1）模型刻画了多个国际房地产市场之间的相关性和波动性动态，作者发现在样本期间内存在着一些相关性的重大结构变化。

Gallo和Zhang（2010）通过采用协整方法以及平稳配对相关性的不稳定干扰MPT方法，研究了国家间和区域间房地产市场的相关关系，其发现国家房地产市场之间相互独立，而同一国家的各区域内房地产市场具有协整关系，相互协整的市场具有向基准线靠拢的特点。Liow等（2011）建立了一个多变量特征依赖非对称动态协方差模型（MRDADC），并依此研究了不同波动率特征下五个主要的证券房地产市场的均值波动率关联性，结果说明该关联性显著存在。

Zhou和Gao（2012）使用对称Joe-Clayton Copula函数研究了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香港和新加坡六个地区的证券房地产市场的尾部相关性及其特征，作者认为当前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时期，单纯使用线性相关来分析房地产市场间的关联性是不足的，尾部依赖的引入能更为有效的刻画极端环境下的房地产市场相关关系。Hoesli和Reka（2013）则通过BEKK模型和Copula函数研究了美国房地产市场和其他国家房地产市场之间的尾部相关性以及该相关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其发现尾部相关的同向运动在国际房地产市场之间是非常显著的，而且美英两国房地产市场的尾部相关性在金融危机之后明显增加。

另外一部分关注于不同类型的房地产市场或房地产资产之间相关性的研究中，Myer等（1997）讨论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三个国家内住宅、写字楼、零售和工业房地产指数的统计特性与相关关系，作者认为这几种常见的房地产类型之间的联动关系可能源自于通胀预期的统一影响。

这部分研究中更多的文献则关注于证券房地产市场和实体房地产市场之间的相关关系。Giliberto（1990）较早的研究了美国房地产市场。他发现，权益型房地产投资信托受到股票和债券市场走势的影响极大，但与NCREIF指数所代表的实体房地产市场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微弱。然而，在进行一些调整，亦即通过“清除”两个时间序列的金融资产市场影响之后，其发现NCREIF回报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回报间显著正相关。作者认为有一个“纯”的房地产因素存在于实体和证券房地产回报当中。此外，Giliberto（1990）还发现发现，权益型房地产投资信托的滞后值可以有效的解释实体房地产的绩效。(www.daowen.com)

Gyourko和Keim（1992）发现，公共房地产市场反映了股权市场的信息，而该信息随后进一步流动到私人房地产的回报当中。他们还发现通过以NCREIF指数评估为基础的“持久性”调整后，私人房地产回报可以被滞后的股票回报所解释。Myer和Webb（1993）使用向量自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从房地产投资信托回报到私人房地产回报方向上存在着显着的因果关系，也就是公共房地产资产回报“导致”私人房地产回报。Seck（1996）通过使用方差分解分析和方差比检验，发现私人商业地产投资和公共房地产资产回报之间的可替代程度较低。研究还表明，经济活动水平有助于预测基础资产价格指数，而股指和利 率期限结构两个因子则在预测基础资产交易价格时更优。Barkham和Geltner（1995）基于美国和英国市场，研究发现从房地产投资信托到实体房地产方向上具有价格发现效应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而且这种信息流的传导在英国市场上更为快速与显著。

Ziering和McIntosh（1997）评估了在股票、债券混合资产组合中增加私人和公共房地产资产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核心房地产资产，不包括房地产投资信托，与其他资产类别的相关性较低。因此，他们得出结论，私人房地产有助于投资组合的多元化。与Ziering和McIntosh（1997）的研究不同，Mueller和Mueller（2003）发现私人和公共房地产的回报之间的相关性不大，并认为私人和公共房地产同时纳入投资组合中可以产生更好的有效前沿。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Tuluca等（2000）采用五种资产——票据，债券，股票以及私人和公共房地产建立模型，从而更好地了解了美国私人和公共房地产市场之间的相关关系。他们发现多类资产之间具有长期关系，同时，他们的结果表明私人房地产市场实际上引导了信息效率更高的公共房地产市场。

Ciochetti等（2002）发现在房地产投资中所存在的客户偏好，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捐赠基金、顾问、保险公司、共同基金、银行信托部门等更偏好具有流动性的资产，如房地产投资信托，而不太偏重私人房地产等流动性较差的投资。形成对比的是Pagliari等（2003）的研究，其结果发现大型机构投资者实际上更为青睐私人房地产资产，而个人和小型机构投资者则更倾向于公共市场上的房地产股票。

Pagliari等（2005）发现私人和公共房地产市场的均值和方差并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差别。他们针对私人和公共的房地产市场进行了一个长期同步性的描述，从而构造出一个单一、无缝的房地产市场。他们的结论认为，私人和公共房地产市场都为投资者提供了连续的具备良好风险回报比的房地产投资机会。Li等（2009）基于ARCH类模型发现房地产投资信托价格指数与NCREIF指数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而且前者对后者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以及一定的信息溢出效应。Lee等（2008）研究了房地产投资信托回报与NCREIF之间的关联性，并发现两者的关联性在1992年之后更加紧密，据此说明了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加强了房地产投资信托与基本房地产市场间的关联程度。然而Oikarinen（2011）在研究了房地产投资信托市场指标回报与NCREIF回报两者之间的协整关系之后发现尽管房地产投资信托回报驱动了NCREIF回报，但自从1992年开始，两者之间就开始出现一种较强的长期性偏离关系。Chiu等（2010）发现抵押型房地产投资信托回报与私有房地产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具有一定的时变性，并且从2000年开始更为显著，而这种时变性与房地产市场的状况有较强的关系。

Bhargava等（2010）采用VAR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手段研究了房地产运营公司、住房抵押贷款融资公司和房地产投资信托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表明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回报受到住房抵押贷款融资公司表明的影响，随后的GARCH类模型结果则说明另外两种房地产公司对房地产投资信托存在着一定的波动率溢出效应。Boudry等（2012）使用MIT TBI指数刻画了实体房地产市场，研究发现在长期来看房地产投资信托与实体房地产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而协整检验的结果则说明两者之间具有一个长期平衡关系，两个市场围绕该平衡关系进行自我调整。Yunus等（2012）研究了澳大利亚、荷兰、英国和美国市场上实体房地产和证券房地产之间的长期、短期相关关系，作者发现就长期投资而言两种房地产资产是可以互相替换的，而在短期来看从证券房地产到实体房地产方向具有单向的价格发现效应。

由于大部分亚洲市场缺乏可靠的长期数据序列，研究亚洲私人和公共市场之间关系的文献较为有限。现有的研究中针对新加坡的私人和公共房地产市场间动态关系的较多。Chan和Sng（1991）的研究比较了私人房地产资产和公共房地产股票的回报率，发现回报序列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利用协整技术，Ong（1994）发现新加坡的公共和私人房地产市场之间存在长期相关关系，两个市场是单整的。然而，在随后的研究中Ong（1995）又发现两个价格序列之间并没有协整关系存在。Lee等（2011）研究了台湾地区房地产投资信托IPO行为对普通房地产股票表现的影响，其发现房地产投资信托的IPO公告对普通房地产股票的异常回报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并基于此给出了相应的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