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产生有效作用的前提在于其针对性和稀缺性，且相应的政策红利应该平均分摊^[7]。目前规划的区域越来越多，特别是距离较近的区域往往出台相同的税收政策和相似的招商引资优惠。虽然国家规划了一些地区的发展方向，但是趋同优惠的政策没有具体的发展功能导向，弱化了区域新规划的激励作用。此外，区域经济政策供给的扩大伴随的是政策目标效果的减弱。同一政治区域内的规划数量较多，而跨越区域的规划相对偏少，政府主导型政策作用既缓慢又难以把握关键问题，导致区域间粗放的、闭门造车的改革思路难以协调。相应的，区域内部产业结构趋同，造成了区域内竞争太多而互补不够，这种产业布局与产业发展偏离了区域分工的客观要求，牺牲了区域的比较优势。

我国西部地区在大开发之初具有明显的自然资源、区位、劳动力等潜在优势，但十几年后，这些潜在优势却渐渐转化为劣势，如自然资源优势转变为“资源诅咒”。由于资源禀赋的优势，西部临近区域低水平的产业结构伴随着同质化严重，且在价格、市场、技术等方面缺乏核心竞争力，虽然区域规划规模在不断扩大，产业占地面积和总量增长，但是产业质量也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另外，虽然国家利用优惠政策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但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当下，资金和人才等要素优势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回流到经济发达地区^[8]，反过来成为西部发展的瓶颈。正是这些方面的原因，使得政策目标无法达到，西部经济发展没有过硬的实体经济支撑，培育形成的增长极显得比较弱势，各个区域均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趋势，中国的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趋势仍将长期存在^[9]。(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