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国有企业的改革，离不开对其历史阶段的审视。20世纪初，国有企业在欧洲国家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80年代后逐步走向衰落。其间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对国有企业的推动作用，由于市场失灵凯恩斯主义兴起，政府积极干预经济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政策。人们意识到政府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并且控制经济中的某些关键领域能够解决市场失效和巨型私人企业滥用市场权利问题。因此，西方许多国家，如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法国等都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40年代到70年代，国有企业进入鼎盛发展时期，欧洲国家的计划经济和国有化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政府接管了大部分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印度、埃及、韩国等普遍实行了国有化政策，而且比重大都比发达国家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更是把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广泛建立起来。这段时期，国有企业作为资源的组织方式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对缓解经济周期波动起到了较大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完善，私有制经济活力得到提高。20世纪80年代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僵化、经济效益低下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其显现出的低效率，促使私有化在各国此起彼伏地进行着。到1997年，在英国经济中几乎不存在国有企业。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大力民营化使经济效率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然而，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不少共性问题：公众利益和社会福利受损；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收入、分配悬殊使贫富差距加大；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有的企业不过变换了形式，由政府垄断变成了私人垄断，原先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如供水、供电、邮政等）的企业为追求利润置大众利益于不顾。改革遗留的诸多问题招致民众极大不满。因此，进入21世纪后，原实行私有化的国家对部分产业又重新实行了国有化。典型的有俄罗斯、南美三国对石油产业的再国有化，英国政府对铁路工业的再接管，甚至日本在2003年也提出了对不良银行进行国有化的方案^[12]。

当今国有企业仍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只不过比重不同而已。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由于美国有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实行市场调节、保护竞争的经济体制，所以美国的国有化企业比重相对很低，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邮政、航天、煤炭等领域。英国目前只保留了英国邮政等少数大型国有企业，并且以法律形式规定政府不得干预企业运营，但政府的决策和管理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政府对国有公司提供一些优惠。

法国国有经济的比重相对较高，几乎涉及所有重要产业部门和重要行业。法国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管理，同时与国有企业签订计划合同。政府对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高度控制，严格管理，企业自主权相对较小。而对竞争性的国有企业，政府并不给予特殊的照顾，也很少干预，国有企业处于同私人企业相同的竞争地位。(www.daowen.com)

意大利的国有经济比重也比较高，国有企业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国家完全独资公司，主要分布在交通、邮政、电力等部门，由政府的主管部门进行管理。另一类是处在竞争领域的占国企多数的国有控股公司，它们通过“国家参与制”的形式进行管理^[13]。意大利的国家参与制——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直接管理是意大利经济在战后获得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意大利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类对待，主要保障社会福利、满足社会目标的国有企业，其业绩单独考核，不以市场绩效为标准。而经营性的企业则强化其赢利目标。此外，意大利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式很值得借鉴，其政府并不主张在所有领域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是从实际出发，谨慎缓慢地推行国有企业改革；而且改革也没有一刀切地摈弃国有企业，而是在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调节中寻求新的平衡关系。

国外国有企业中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因其作为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典范而不得不提。新加坡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淡马锡”）是新加坡财政部直属的国有全资控股公司。1974年成立之初，资产总计仅3.5亿新元。而到了2004年，淡马锡的营业额占新加坡GDP的13.5%，持有的股票市价占整个新加坡股票市场的47%，国家股东的年均分红率超过6.7%。作为国有全资大型控股公司，淡马锡的经营业绩相比同期私营企业毫不逊色甚至大大超出，连标准普尔与穆迪投资等著名资信机构都给予它最高信用评级^[14]。从新加坡国有企业的成功经验看，国有企业并非天然效率低下，如果有好的经营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国有企业同样也可以提高效率。

纵观世界各国，就是发达国家也没有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国有企业的唯一目标，更多的是把国有企业作为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干预经济生活的一种特殊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发挥着一般私营企业难以发挥的作用。国有企业的优势体现在：可以在私人无力或不愿投资的基础设施等领域稳定产业基础；在外国资本大举入侵时能增强国际竞争力，防止外来控制；限制私人垄断；经济危机或产业衰退时救助私人企业；保证国家安全^[15]。此外，国有企业仍然是解决就业、承担社会性、政策性负担的主要载体，发挥着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承载着实现社会目标，缩小贫富差距、进行宏观调控等多种职能。因此，对国有企业的要求不能用单一标准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