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不断变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化，世界各国在各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多种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并存的现象，这引起了世界各国经济学专家和学者的广泛关注。

首先在欧美国家出现的，就是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与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20世纪70~80年代，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转向国际垄断，这时，新自由主义发展达到了顶峰。它由学术理论转化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其突出的标志就是“华盛顿共识”的出现。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组织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研讨会，着重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其他地区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在会议的最后阶段，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约翰·威廉姆逊提出，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它包括以下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有财产权。

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最初蔓延到拉美国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拉美地区普遍爆发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1985年，美国以解决债务危机为由，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该计划要求，拉美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等。到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还更多地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推销“华盛顿共识”。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在部分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如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垄断、两极分化和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特别是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都与金融自由化有关。为此，1998年4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了以“圣地亚哥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圣地亚哥共识”的含义是：①必须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使每一个人都能从改革中受益；②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③不应该降低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④健全法制，实现稳定；⑤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⑥完善和巩固民主制度。(www.daowen.com)

在拉美危机产生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同时，中国却取得了持久的、快速的经济增长，这吸引了全世界各国经济学专家和学者的目光。2004年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由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题为《北京共识》。它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①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认为“求变、求新和创新是这种共识中体现实力的基本措辞”；②循序渐进，可持续和平等地发展，认为“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③强调自主自决，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发展不对称的军事战略优势以避免冲突。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说“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既讲求实际，又有空想，它是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尽管目前学术界对“北京共识”有不同的看法，如“北京共识”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总结并不完整，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也有争论，但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仍然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成功经验第一次有意义的总结。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核心内容是不盲目照搬外国模式，在实现社会稳定、坚持对外开放、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同时，立足本国国情，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